拿下本届香港金像奖八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新晋导演奖和最佳男女配角的《一念无明》，虽称不上是大获全胜，但也一种新的姿态脱颖而出了。论其质量以及意义，至少这种诚实的作品远胜过内地那些过犹不及的所谓文艺片。
电影本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艺术。这倒不是说中年、老年的导演不能给这个艺术带来美感，而是很多新奇、惊喜都来自于年轻影人。近年香港电影一再被人唱衰，比如大批年富力强的导演北上之后表现出了单薄和功利心严重等倾向，还有很多香港艺人在商业上的屈服竟然远比内地明星更为决绝，以至于今时今日再提到“港片”二字时都有一种情怀泛滥的意思了，仿佛恍若隔世……但此时你其实也能从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导演身上，看到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这才是这门艺术的惊喜所在，有灵光乍现，还有未知。
香港导演黄进在拿到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导演的奖项时，只有二十六岁。因为年轻和处女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导演。在《一念无明》这样一部显然是暗藏了丝丝野心的作品中，黄进不仅表现出少年老成，还将某种新希望注入到了“港片”的概念之中。
描写躁郁症，这看似小众题材和永远不如喜剧的不合时宜，但这里有一代香港人的爱恨，更确切地说这里有关于人类在破败家庭中的为难和坚忍，这种关于悲剧产生的力量，在看上去还一脸稚气的导演那里，变成了一股强大而有质感的力量。
余文乐扮演的儿子阿东，失手杀死了每天都荡漾在病痛和躁郁中的母亲。虽然阿东被法院判误伤无罪，但却被丢进了精神病院。等他出院之时，世界已经变了。一个人的人生就此发生改变，想重回，或者接上之前的生活，已经全然没有可能。尤其是在日进斗金或者一夜丧尽家财的香港，不管是熟人还是亲人，都已经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
显然，阿东身处的苦难不亚于当初他失手杀死自己母亲的悲剧，他甚至死一次也不过分。前女友被他找到，但她在巨大的悲伤和灾难面前已经选择了信教（当初订婚的他们供楼和阿东炒股欠下了巨债，这是一个普通香港女孩无法面对的），她想不通为什么巨大的灾难就这么不容置疑地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她抱怨，她恨，但她也想走出这个悲惨世界，重新面对人间。所以宗教上的依靠也是一个不得不选择的。当阿东见到了未婚妻时，他受不了对方在众人面前哭诉自己曾经的经历，阿东又一次病发。
被亲友嫌弃，被更多的外人不接受，但都没有让他美妙的幻想破灭来得严重。阿东的躁郁症在镜头中，与其说是可怕或者病入膏肓般地绝望，不如说他更显得可怜。未婚妻的世界已与他无关，更重要的是一切不能破镜重圆且已经距离遥远。以此，编导才加重地道出了一个真相——“破败家庭”这个源情节，要比躁郁症更像是一切的根源。
阿东从小没有被善待，父母爱的都是他的弟弟阿俊。曾志伟扮演的父亲一直都自称是个“扑街仔”，他也确实是个大家眼中的混蛋。他早早就放弃了家庭，他跑去内地，一个人逍遥快活，留下一个患病的老婆和从头到尾都不被看好的阿东。相依为命的阿东和母亲也变成了一种肉与肉之间的纠缠，母亲不信任阿东，病痛或者遭遇令其永远处于精神恍惚之中，躁郁病发时她与阿东全部相处都是吵架和动手，暴躁被更暴躁的一方制伏……已经身处艰难之中的阿东却不肯将母亲送到护老院，因为他觉得父亲可以抛弃这个家，弟弟阿俊远在美国不回来也可以抛弃这个家，自己不能。他坚持要与这种破败和恶相伴到底。直到悲剧发生。
阿东出院后，父亲倒是担起了照顾阿东的重任，他们租住在廉价的房间里，卑微的父子没有相依为命，因为这种困境中，仿佛只有生与死的问题。
父亲熬不下去了，一个粗鲁平凡的香港底层市民，当然面对如此重大的悲剧会显得束手无策。他求助过“精神病家属互助小组”，也积极地想从医生那里得到办法，但面对具体而唐突的阿东，他只能一次次叹气。最后父亲给美国的小儿子阿俊打去电话，电话中阿俊让自己的父亲放弃那个傻子，他自己可以住护老院，钱不是问题……虽然父亲以一句“不是推卸给别人就可以了的”来结束这次对话，但作为观众也会思考，人为什么要在困境中尝试自救？如果本来就是一个弱者，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放弃来找到解决的方式？比如片中的阿东如果不是那么强烈地反对未婚妻，而是将母亲早点送到护老院，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温和妥当的结果？或者片中被视为猥琐和没有担当的阿俊，其实他的逃跑也不仅仅是对于自己来说的一种解脱，至少他没有让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陷入到这种绝望之境？
逃与留，并非简单的错与对、善与恶，而你即便将这些破败和困境归为社会的动荡和压力之下的蝼蚁宿命，也不能将自己顺利地从中打捞出来。片中还有一个未安排客观画面的死亡事件，即阿东那个刚刚结婚的朋友，他迫于公司减员的压力从三十层楼上跳了下去。这种未明的死，更像是一个无形的阴影，它会笼罩在每一个艰难求生或者沾沾自喜的人的头顶之上。残酷世界本质上是一道无解的题目，尽管通过努力和积极地面对，可以击破其中的个别存在，但在更广泛世界里，所谓的悲剧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必然。
片中没有绝对坏人，多的只是可怜之人，正是这种安排之下，才让一部本土特色的港片赢得了不同地域观众的认同。即便再破败和无解，也有淡淡的温情流淌其中。只有一个角色，好像被编导给予了多余的“恨”意。就是那个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单身母亲，她的遭遇是婚后跑到香港生了孩子，然后丈夫不见了，自己没有香港的合法身份，儿子没有内地身份，所以她只能艰难地困在香港顽强求生。她和孩子曾经被阿东父子照顾过，平时都是她有求于邻居，到了她亲眼看到阿东在超市病发时，却选择了视而不见。而且随后还在出租的单元里发起赶走这对父子的抗议请求。当镜头对准这个全无光彩的母亲时，她是那么决绝地不想让这个精神病干扰到自己的生活。编导这样处理片中的一个角色，显然是与全片的格调多少有点格格不入，但这也能反映香港年轻人的某种心理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