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单位里，同事刘畅的相亲经历更具有典型意义。她是名校毕业的知识女性，对爱情有着美好憧憬。从23岁算起，她已经有了将近3年的相亲史。
在刘畅的印象里，大部分相亲过程都大同小异：先讲家庭条件，再谈单位收入，如果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党员，也会被当成重要的比较优势。“前三脚”踢开后，偶尔会有介绍者补充一句“人挺好的”或者“相貌如何”，结束语则是“他也多大多大了，挺着急结婚的”。
在刘畅看来，大部分时候，相亲对象从见面到确定关系的“忍耐时间”是三顿饭，“见了三次，你还对他没有明确表示，他会觉得你好过分啊”。着急了，就发来短信：“我觉得你条件挺适合结婚的，行不行？”
“我特别受不了‘适合结婚\’这个词，就像做拼图一样。你可以说不喜欢我或对我没感觉，但什么叫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这是议价呢？”刘畅觉得，相亲这事儿被物化得“挺可怕”。
在相亲时代，她的坚持被很多人视做“异类”。见面前，她总会问介绍人：“这人有意思吗？性格怎么样？”介绍人则会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这个不重要。”
“他们会反问我，什么叫好玩儿？什么叫有意思？”刘畅说。
这个相亲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刘畅的一个老同学，做生意发财成了小老板。他在交友网站办了一个白金卡，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女朋友。
白金卡还没过期，他扔给了一个被自己看做“屌丝”的男生：“你接着用吧。”
几次相亲下来，袁妮觉得“胆战心惊”。但热心的叔婆仍然希望为小姑娘寻觅一个中意的对象。每回袁妮到她家做客，叔婆总要先摆上一盘水果，盘算盘算她的终身大事。
“做生意的你可能不喜欢，工程师你喜不喜欢啊？我觉得跟你最合适的，还是要去文化部找找。”叔婆对社会看得透彻，“做金融的也很好，可以考虑啊。哎呀，不过现在做金融的都已经有对象了，人家现在的小姑娘啊，瞅得可准了。”
许多年前，人们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但是如今，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选择的配偶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未来生活的质量。
“婚姻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资源的方式。”在一本研究中国“剩女现象”的书中，作者罗珊娜·雷克指出。这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相亲时代，与爱不爱相比，能不能通过两个家庭的结合达到某种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更确凿的佐证出现在《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近8成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适合谈恋爱；受访的“90后”大学生则大多持“无房不婚”的观点；而在理想相亲对象的选择中，“公务员”这一职业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的王敏今年28岁，漂亮、聪明，仍是单身。她所在的单位曾经组织过一次联谊活动，对方来自同区公务员系统。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区上的？至少得是北京市公务员系统吧。”
“为什么选择相亲这个通道？因为除了它是可见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被堵住了。福利制度、高等教育给我们的保证太少了。社会很多方面都让我们缺乏安全感，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张安全牌，如果想去寻找真爱，成本太高了。”王敏说。但这个爱看话剧、喜欢读书的女孩仍然用力抵抗着现实。“婚姻是大路货，爱情才是奢侈品。”她说。
最近，又有一个条件出众的男孩子出现在王敏面前。坐在家里，她打开一本叫做《淘到个好老公》的书，那是妈妈送给她的礼物。翻开第一页，每个条件都能打对钩；翻到第二页，赫然写着“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吸引”。
“完了，这就是1和0的关系。”她哑然失笑。在好友圈的微信群里，她这样求助：“有感觉的有硬伤，没硬伤的没感觉，怎么办？”
“没爱情结什么婚？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群里一个好友这样回复。她在电视台做主持人，今年29岁，也是单身。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是她也知道“时间并不多了”。
“如果到30岁以后，我需要跟一个人结婚，他符合所有的条件，仅仅是我不够爱他，我想我仍然会跟他结婚。”她说。
最后，当被问到她还算不算是个理想主义者时，她叹了一口气说：“很遗憾，不算了。”
与她相比，袁妮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她有了新男友，是初中同学，正在外地读研究生。如果说美中不足，那就是她如今已经不大敢去总爱给她介绍对象的叔婆家做客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袁妮、刘畅、王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