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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街，父亲总不让儿子靠近，总要找个理由悄悄绕开。
原来，这条街藏着全城的狗肉馆，一年到头，街边放满了铁笼，一只只憔悴的狗趴在里面，充当活招牌。那条街上有股怪味儿，是恐惧的味道，是动物临终的味道，是血蒸发的味道…．
这是个高尚的父亲。
他怕孩子吸入不良空气，他怕孩子的眼睛受伤，他怕幼小的心灵感染病毒。他最怕的是，孩子在慢慢适应后变得坦然，在一次次惊愕和无能为力后变得麻木，最终变成那些路人中的一个。
我不知道，这对童话般的父子，能在世间东躲西藏多久，能在绕来绕去的路上走多远。
但他们的存在，像金子般贵重。
他们改变了人群的成分，重新编辑了我对人间的印象。
想起一个高山上的习俗：一个猎人在和野兽搏斗之后，要用泉水和树叶洗净脸才回家，以免眼里有未散尽的凶煞，附体到婴儿身上。孩子断奶前，猎人不能捕杀哺乳期的动物，不能带沾血腥的兽皮回家，否则，孩子长大会成为歹人。
这是个美丽的迷信。
大凡迷信，都有这般特点：后果不成立，但禁忌中包含的精神主张，却是高贵的。
2
看一个民族的生活美学，看一个时代的精神雅量，有个重要线索：看它缔造和收纳了多少童话，看它的世俗文化和游戏规则是否激励、佑护童话人生，是否滋养童话事务，是否欣赏有儿童人格的成年人。
表面上，童话是大人备给孩子的礼物，而更深层的真相是：童话乃成人对儿童的审美
成绩，反映了“大”对“小”的鉴赏力，本质上是“小”对“大”的馈赠。
一个社会，若成人的精神系统里没有童话成分，若大众生活提前告别了童话，甚至贬低和嘲笑童话，那这个时代势必极度实用、功利、枯燥，人群也一定是险恶、龌龊、暴戾的。
儿童稀少，人堆里即缺少氧气和光线；童话衰落，一个国家的黄昏即早早降临。
由于职业关系，每天要浏览大量媒体和网络信息，有一点是我所担忧的：美和干净的事物太少，专心生活和认真说话者太少，能让孩子消费的东西太少，“热爱生活”的依据太少……我知道，这并非全部事实，而是兴趣和注意力所致，我们被自己的对立面绑架了。对于美，不仅生产能力锐减，更可怕的是，我们丧失了消费能力、消费愿望和消费传统。
那天，我在微博上说：“中国是个麻团型社会，让人纠结的事太多，‘忧愤’近乎日常表情。但我以为，在一个理想的时代，应同住着鲁迅和丰子恺这样反差极大的生命类型，对两者的消费应同样旺盛和隆重，甚至，随天气好 转，随心灵需求和生活主题的复位，后者该居上。”
当代中国有个精神危险：由于粗鄙和丑陋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劫持，我们正
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换言之，在能力和习惯上，审丑大于审美。
这其实很危险，让生活有荒废的可能。我们从不乏思想的榜样，但鲜有生活的榜样，那种纯真意义上的生活，摆脱羁绊和干扰的生活，聚精会神、全心全意的生活。我们缺少生活的专业户。
如此背景下，我们拿什么送给孩子？除了绝版的“动物世界”，除了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童话，我们还有能力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吗？我们唇齿间还能流淌出温情的语句和温和的语调吗？
想起了埃．奥．卜劳恩，这位德国人虽然生活在最黑暗的年代并被其吞噬，却献出了温暖的《父与子》——我少年时最喜欢的漫画书。那个大胡子、秃脑瓜、啤酒肚、永远为儿子效劳又总被儿子俘获的男人，既是我羡慕的父亲，也是我立志要成为的那种成年人。
1934年12月，长篇漫画《父与子》在《柏林画报》问世，立即风靡德国，这个被政治冻僵了表情的国家，这个一度忘记了生活的民族，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卜劳恩，原名奥塞尔，因用漫画讽刺希特勒，纳粹掌权后其作品遭禁，后为发表《父与子》，改名卜劳恩，以纪念他童年生活的小镇卜劳恩。
《父与子》是恐怖夜晚中的伟大笑声，没有它，很多心灵会僵化，会因听不见笑声而枯萎。它以一簇火苗的能量，稀释了夜的黏稠，舒展了德国人的眉梢，矫正着这个遭受病毒折磨的国家的表情……借助幽默，它恢复了人性，恢复了日常生活，恢复了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伦之乐，让生活本身成了伟大的主角……这一切都成了纳粹恨他的理由，因为法西斯政治的本质是恨、是冷酷、是斗争和诅咒，是牺牲自己和别人的生活。
1944年3月，卜劳恩被告发，以“反国家言论罪”遭到逮捕。4月6日，在所谓的“人民法庭”宣布死刑判决前，他自杀于牢房，终年41岁。遗书中，他对妻子说：“……我为德国而画画……请把孩子抚养成人。带着幸福的微笑，我去了。”
他把笑声留给了同胞，留给了全世界，留给了千千万万对父与子，其中包括父亲和我，包括我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