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
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到北平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下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军需大人相信不过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
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火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预支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总算活下来了。
五月端阳节将到，一切的难处也随了这节日压迫到自己身上了。各处写信去借钱都无回音。写成的一部文章又因上面有太多的牢骚无人能买，家中的母亲一到下午就发烧，额部如火，胸部作喘。我自己又因天热旧病发作，间一两天得流一点在别人看来仿佛很可笑的鼻血，日子去端节越近，自己的灾难也越迫身了。
我近来成天坐在家中，除了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依照那姓曾的年青朋友劝告，另改一种事业来对付生活是蠢事，就是来到这桌边，想怎样来把我生活彻底改造。我想到一得方便还是回到乡下去看看，且把这意思说得极其乐观，在病人床边商量过了。我的母亲知道我这话完全是做不到的事，就苦笑点头，用她那聪明的眼睛很可怜我似的对我注意。她见我一站在桌边总是半天，以为我是为了目下情形着急，恐又得流鼻血了，总故意同我说话，使我可以休息休息。
我虽每日看报，却从不敢注意到日子。因为日子不甚明白，一家人也从不提起日子，这日子才似乎容易过去。见到家中的情形，见到未来也同样渺茫，很蠢的思想时时刻刻在我脑中打转。我想到的是，我应当使自己苦恼把一家人活下来，还是自己图安宁杀了自己？我想到这些时是没有一分牢骚在心上的，既然一家人都在病中，而自己又实在无生存能耐，恐怕终会要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的。但是这愚蠢而又可怜的思想，家中人是不会知道的。我仍然也还是成天做我的文章，来了客仍然陪客人谈谈天气及国家事情，喝一杯茶，又随意讨论一下近日相熟几个人的生活。客一去，来了空虚，看看周围一切，我茫然了。各样的计划全作到了，还没有可以把一家从贫病中挽救出来的方法。在无可奈何情形中，往床上一躺，想着我在《呆官日记》上所写的“日子，滚你的吧！”
这样话，心中酸楚之至。在这时另一地方那些追上了时代的老同事，总仍然还有念及这落伍的我，我就这样对了屋顶作着空空洞洞的希望。
我虽然没有算日子，但仍然知道今天是五月初三。我估计到那位军需大人，可能已荣升了什么局长了。
一九二九年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