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2016年我国《反家暴法》出台之后，签出的人身保护令，与遭受家暴的人数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并没有预期效果。因为反家暴法草案规定，要申请人身保护令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8.49%的有家暴情况的受众会选择离婚。如果受害人不想离婚，那么人身保护令对其而言就形同虚设。
在中国法律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没有坚决离开的意志，就基本上永远禁锢在终身被家暴的境地之下。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则这样形容家庭暴力中的女性遭遇：“以沉默隐忍暴力，以分手离开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以生命结束暴力。”
三
我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离开施暴者、用法律罚处施暴者，就是这么难？
当事人的软弱与愚昧，固然是一方面，这造成了一部分家暴案件当中，亲戚朋友或警方的介入，都不足以令当事人坚决离开这段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法律的缺失、执法者的轻视，甚至站在施暴一方劝受害人顺从有密切关系。
这种把“家暴”当作“家庭事务”，视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能简单地视为执法者的推诿，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目前的一种法律精神，希望“家暴”能消弥于无形，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古代的《唐律》中就有所体现，“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由此可见，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暴力，比一般的暴力的处罚轻；殴打妾的处罚比殴打妻的处罚轻，而且处罚的基准是殴伤，重伤才会处罚。妻殴伤丈夫的规定有所不同，妻殴伤丈夫将得到高于凡人的处罚，体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现代社会也好不到哪里。举一个基层的例子：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一名法官告诉记者，去年她共经手337起离婚案件，其中303起案件的当事人曾有遭受家庭暴力的描述，但这些案件最终都以民事的婚姻纠纷案件办理。（见《观察思考》2016年白阳、罗沙、王存福的《反家暴法治之路，有哪些拦路虎？》）
还有，在一部分案件中，即使有施暴者的保证书、悔过书或当庭承认曾经殴打过配偶，但法官仍然未将这些行为认定为家暴。在《广州日报》列出的《十万份离婚诉讼》的大数据里，就提到了三种情况都不算“发生过家暴”：
（1）保证书、悔过书内容过于含糊，只是大多为保证以后不再打骂老婆之类的表述，无法证明殴打的次数和程度。
（2）当庭承认曾经打老婆，但也未明确殴打次数和程度，甚至成为悔过的表现。
（3）对于这类自认材料，将“施暴次数”和“造成一定损害程度”作为认定家暴的标准；即有相当严重的伤害才算。
在这种法律意识之下，别说对家暴进行惩罚，连受害人想离婚都不允许。
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家暴案件只有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才会作为公诉案件处理。而在现实中，由于施暴者的威胁、恐吓等因素，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常常无力自行起诉。26岁的董珊珊，结婚10个月，8次报警，每次都劝和，她到处逃走，仍被丈夫抓回，活活打死。而丈夫只判了六年，服刑四年半出狱，又再婚。新娘再次被殴打四处逃亡，此事才被媒体曝光。
基本上，被家暴者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就逃出来的话，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法律对此几乎是没有帮助，甚至反而给受害者多加一道枷锁。
我觉得，每一位陷于家暴困境中的人，每一位具体的执法者，都应该一直默念“家暴零容忍”“家暴不调解”，直到这几个字眼成为每个人潜移默化的行为准则。“家暴离婚诉讼书”的出现，不能算一件坏事，至少让人们进一步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多么恐怖的社会当中，更需要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