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东非大草原上的马赛人（Maasai）约有90万人口，这个牧猎民族迄今仍保留了不少独特的文化习俗。譬如红色的“束卡”（男子装束）、多彩的“坎嘎”（女子装束），以及大到惊人乃至垂肩的耳洞。然而和这些比起来，最令我费解的还是马赛人的门牙，要么一颗，要么两三颗，总是有所缺失。不是龋齿，也非意外，它们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被人为拔掉的。
为什么要拔掉健康的牙齿呢？马赛人自己的解释通常分两类，一类说法是为了美观，另一类说法关乎礼仪，将其视为成年标志。但我不认为这些解释完全合理。要知道没有现代的医学条件，用鱼钩拔牙不但血腥痛苦，感染的风险极大，甚至可能为之丧命。再说他们拔牙时的年龄相当小，早到四五岁，跟成年礼也没什么关系。
还有一种解释我估计是“舶来品”。一位从事旅游业的马赛人表示，尽管拔牙的痛苦让他毕生难忘，然而为了给生病的人灌药和给食，过去的人们却不得不这么做。可是他并没有说明，在生病时他是否真的因拔了牙而受益，以及有多少马赛人因此得救。毕竟，牙关紧闭无法进食（很可能是破伤风的主要症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常态，也没有人会这么预防性地处理罕见的、例外的问题。
马赛人的拔牙习俗尽管独特，却不是孤例。事实上和他们比邻而居的民族也这么干。只不过他们中有的拔臼齿，有的拔犬齿，还有上牙下牙之分。因此可以想见，不同的拔牙方式，可以作为群体之间区分你我的标志。这种区分的意义，就相互斗争颇为酷烈的传统部落而言，当然很重大。可是显然存在更有效的区分方法，文身、羽饰、旗帜等等，哪一样都比牙洞更醒目，所以我不认为拔牙习俗源自于此。鉴于这种行为在群体中的无性别和普遍性，用性选择的累赘原理来解释也有些勉强。
回望历史，拔牙文化曾经遍及全球，埃及、几内亚、印尼、越南等地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类似的文化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就注意到，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盛行拔牙之风。据他们统计，在发掘的墓穴中，拔牙者占总人数的七成左右，年龄在12岁到25岁之间，不分男女。拔去的牙齿，都严格地限定在上牙，主要是上颌一对侧门齿。之后的考古研究又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属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拔牙的习俗屡屡可见。这些发现，也印证了典籍里关于“凿齿”的种种记载。例如《管子》中就有少年拔掉牙齿冒充成人参战的记录。《新唐书》还做出类似马赛人拔牙原因的推测：“又有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
拔牙的原因没有定论，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文化“趋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的典型案例。执着于原因的种种猜测，反倒会掩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即便曾经有益，之后却有损个体，且对群体没有明显好处的行为，能够成为一种传承和延续的习俗？我认为，只有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所谓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代代相传的。
存在两种思路。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里写道，人类的行为会不知不觉地遵行“功能自主性”的原则：尽管这些行为一开始是因为别的理由而形成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忘记它们原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把它们当成了目标本身加以维护。马赛人的拔牙习俗，或许就符合这一功能自主性的原则。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做如此解释。另一位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了大量细致的经验研究，最终的结论也是如此。
如果说默顿的观点带有社会心理学的痕迹，那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思路则偏向社会生物学。在他看来，基于“模仿”这一简单的方式，一种文化就可能形成，并横向或纵向地传播。他甚至比照生物学里的基因，发明了“模因”（Meme，也译作迷因、谜米等）一词，来说明文化的演变机制。他认为生命的演化都是通过复制信息的方法得以实现的，文化也是如此。如果说基因是一种信息的复制因子（replicator），那么模因也是。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文化，就是在模因的复制过程中演化出来的。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发展了老师的观点，她的《谜米机器》一书可谓文化模因说的系统论述。在书中她写道，模因是由人类的模仿能力创造出来的第二种复制因子。像基因一样，模因也是“自私”的，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活动原则。由此产生的行为，从模因说的角度讲具有适应意义，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却有可能是变态的。
人类学家爱哲顿（Robert Edgerton）说，文化或许不存在普世的好坏标准，但仍然有对错的价值判断。当一种文化减少了相应群体的生存机会，这种文化就会衰退，不再有用，这叫“文化的适应不良”。然而布莱克摩尔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足以说明，一种文化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新几内亚的法雷人（Fore）长期被一种类似疯牛病的“库鲁病”（kuru）袭扰。这种疾病源于他们在丧葬仪式上分食亲属人肉的习俗，很多人为之丧命。由于成年男子更偏好猪肉，人肉多分给妇女和儿童，有人据此做过数学上的推演，证明即使相应群体的50%成员因病而死，这一文化还是会被保留并继续传播。联想到缠足、割礼等等，相形之下，马赛人的拔牙习俗真的算不了什么。
不能因为某种文化能够延续，就认为这种文化毋庸置疑，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往往出现在这里。如果人们不反思功能自主性的社会心理，不努力跳出基因与模因的束缚，就不可能有更好的未来。当代马赛人的今天就是证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草原，活跃在政界和商界，包括担任驻华大使。事实上，年轻的马赛人已经不再拔牙。当记者问一位孩子，长大后会不会去放牧，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不会！我要读大学，在内罗毕找工作，买套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