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内阁组成人员中，被列为“第一阁员”的国务卿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国务卿的职责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又似乎高于一般国家的外交部长。
国务卿的职位“位置很高”
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国会通过了“重建外交部法案”，外交部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组建的第一个部，它不但负有处理外交事务的责任，还兼管货币管理、人口统计、掌管国玺等内政事务。由于职能广泛，国会将其改名为国务院，将外交部长改名为国务卿。
200多年来，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不断完善，国务卿的内政职能逐渐弱化，目前只保留着掌管国玺、接受总统和副总统辞呈等少数职能，但国务卿的名称沿用至今，其作为内阁首席阁员的地位也延续下来。依照美国宪法规定，国务卿是仅次于正、副总统的第三号行政官员，也是次于副总统、参众两院议长的总统第四顺位继承人，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这种地位是其他部长难以企及的。
国务卿的担子“分量很重”
美国国务卿地位显赫，责任重大。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政党，但需要更多地将国家利益而非党派利益作为其工作指针。他们除了要熟悉外交事务，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为美国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外，还需要具备出色的政治智慧、协调能力与个人魅力，既能够与总统密切合作，又能紧密联系和协调国内势力。在做出重大的战略判断时，甚至要同时面对总统和舆论的双重压力。
例如美国第24任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面对沙皇俄国希望出售阿拉斯加的历史机遇，在总统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火速与俄国驻美公使谈判，最终以72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了近1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美国领土面积扩展了20%。如今这里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占美国的1/4，仅这笔资源总价就超过了2万亿美元，可谓“一本万利”。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急剧提升，国际事务在美国总统的工作日程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国务卿的担子也越来越重。随着国务院的规模日益膨胀，雇员从建国之初的数十人扩大到目前的6万余人，预算规模达到了近500亿美元。如何统筹安排各项事务，维护整个外交系统的有效运作，保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力，都对每位国务卿的能力提出了考验。
美国第67任国务卿希拉里被誉为“国务卿劳模”。在过去的4年里，她已经先后访问了超过100个国家，总行程超过了135万公里。
国务卿的履历“含金量大”
在美国，国务卿一职一度被视为“通往白宫的快车票”。在200多年历史中，国务卿卸任后当选总统者不乏其人，例如首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第5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第7任国务卿詹姆斯·门罗，第8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第10任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和第17任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等。对于那些有意问鼎白宫的政治家而言，国务卿的岗位无疑是一块重要的跳板。
国务卿在任上能积累大量的政治资本与人脉关系，卸任后，这些“无形资产”仍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很多国务卿卸任后仍是驻外大使，或是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美国重要的智库、基金会、高校任职。
美国国务卿卸任后，着书立说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既是外交战略的规划设计者，又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更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录，不仅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还是学者研究美国历史的宝贵文献。如第56任国务卿基辛格所着的《大外交》《白宫岁月》《论中国》等都已成为世人推崇的经典着作和文献资料。
国务卿的能量“千差万别”
美国至今已有67位国务卿，但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并不多。国务卿就本质而言是总统的顾问而不是同僚，其能量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能力，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总统的政治需求、与总统的关系，以及国际大形势的发展。
一些总统选择政治家出任国务卿，往往是为了获得强力盟友，增强总统的政治地位。美国独立之初的国务卿大多由政治家出任，“奥巴马&希拉里组合”也是这种类型。这类国务卿往往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其个人能力。
如果总统希望自己能掌握外交全局，贯彻自己的思想理念，则往往选择技术官僚出任国务卿。这时，国务卿只起到“助手”或“执行者”的作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第55任国务卿罗杰斯，他是一名法律专家，尼克松提名他只是把他当摆设，目的是自己主导外交权。在罗杰斯任职期间很少有机会参与外交决策，就连基辛格秘密访华这样的重大事件，都是事后才被“礼貌性”地告知。
如果总统不擅长外交事务，则国务卿的作用就会更加凸显，如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就把外交事务“外包”给了国务卿杜勒斯。
同时，与总统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决定着国务卿影响力的发挥。美国第59任国务卿黑格将军虽然在国内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但因为和里根总统的关系不好而在外交事务上备受冷遇，最后被迫辞职。而第64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由于和克林顿私交甚笃，其外交才华得以完全施展，才成就了她“铁娘子”的美誉。
“时势造英雄”，国务卿的历史作用也与美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我们熟知的第56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便是一个例子。当时，为了使美国从越战中抽身，重新掌握对苏战略的主动权，基辛格提出了修复中美关系的构想，并在其推动下付诸实施，由此不仅改写了冷战格局，也开创了新的历史。基辛格的能力固然出众，但客观而言，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美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等因素，为他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