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对很多学生来说，某些课程已经变成了空洞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及就业前景已经没有明显关联，他们仅仅是为了拿到文凭，才不得不去修满那些学分。也就是说，他们上学并不是为了获得可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技能，而是作为自己通过某种智力测试的证明——就像18世纪的英国精英们普遍要学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和他们毕业要去印度管理的事务毫无关系，只是证明具备能掌握艰深的专门知识的智商和学习能力。
由于这样的教学活动与实际需求之间关系甚微，某些课程遂逐渐蜕变为某种“不得不参与的仪式”。他们没有逃课，只是表明自己对这一仪式化活动的顺服，但内心又觉得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提不起兴致，于是课堂上全体酣睡。与此同时，现在的知识渠道来源大大多元化，知识更新节奏又加快，为此，现在的好学生除了上课、看课外书之外，可以通过网络等许多渠道来获知新知识，在这样的学习上，他们和老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掌握得更迅速及时。这也是为何我一些在高校任职的朋友这两年有些焦虑，因为老师也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应对学生的挑战和需求。
按理来说，这应当改革现有教材，加强与外界的互联互通，通过新的教学方式赢得学生的参与感，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国内大学里教师的教学质量不涉及职称评比和收入，他们的本职是科研学术（所以有人讥讽“大学老师的本职工作什么时候变成讲课了？”），因而老师们没有动力去改善讲课质量，就算有，那也是少数有责任心的老师内心不安，却不是整个教育机制所思考的事。
不仅如此，按现在的高校体制，给本科生上课可算是老师在合同内约定的基本劳动，课时费也相当低，大体上是象征性的。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名校，用英文给硕士留学生上“中国概论”课，教师的收入是每课时200元，而有些课甚至不给钱（又或是对研究生、留学生授课给钱，但对本科生授课则不给），理由是“教学是老师的义务”。
有些研究型的学院不收本科生，给别的学院本科生开选修课是老师的自由，但没有课时费，于是大部分老师都不愿意开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级别每周须上12课时，超出的课时按每课时200多元给。这还算是好的，有些高校的中文课竟然每课时只有30元！这与外间商务培训、英语机构的课时费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备课要花的精力却甚至还更多，既不是老师评职称的依据又没有特别的约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很喜欢学生的老师才有动力去不断改善教学，也就不奇怪了。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要替那些“学渣”辩护，只是想说这是一个各方面都被困在其中的“局”，单方面指责学生于事无补。现在新一代的90后也许确实不像以前的学长们那么刻苦了，但就我近年来在工作中的接触来看，他们普遍思路活跃，很有主见，并且其实也相当努力——只要你给的激励确实是他们想要的。毕竟，人人都知道现在竞争激烈，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才能赢得机会，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说比前辈们想得更清楚，心态上也更早进入社会，仿佛提前参与了竞争。只是，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而不是顺从谁的意愿，有时看起来就显得不安分。这些变化有好有坏，只怕不是一句“你不失业，天理难容”所能讲清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