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晕头转向。她首先觉得北京大，比村里、镇上、县城和市里都大；大得漫无边际；坐在公交车上，走走是高楼大厦，走走又是高楼大厦；走走是立交桥，走走又是立交桥。另外她在北京转了向。李雪莲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北边，当她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穿过时，却发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南边；用村里的方位校正半天，还是没有矫正过来；看来在北京期间，就要以南为北，以东为西了。比这更要命的是，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待到了北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告状，该向谁告状；这些该去告状的地方在哪里，能够接受她告状的人，又住在哪里。幸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李雪莲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的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在东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头有脸；李雪莲灵机一动，决定在北京待下之后，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一静坐，说不定就能引起在大会堂里开会的有头有脸人的注意。
为了在北京待下来，为了安置自己，李雪莲投奔了一个中学同学。这个中学同学叫赵敬礼，当年在班上，与李雪莲坐前后桌，坐了六年。赵敬礼长颗大头；大头正头顶，又凹进去一坑，成了葫芦型。“赵敬礼”是赵敬礼的大名，但班上无人喊他“赵敬礼”，都喊他“赵大头”。久而久之，喊“赵大头”有人答应，冷不丁有人喊“赵敬礼”，赵敬礼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喊谁。初中三年，两人没说过话；从高中一年级起，李雪莲知道赵大头对她有意思。赵大头从小没有娘，她爹是镇上一个裁缝；赵大头有三个弟弟；一个爹，整天踏一台缝纫机，养活赵大头哥儿四个，家里并不宽裕；但从高中一年级起，赵大头三天两头给李雪莲带“大白兔”奶糖，从课桌后悄悄递过来。也不知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大白兔”糖送了两年多，也不见赵大头有什么表示。还是高中快毕业了，一天在上晚自习，李雪莲出教室解手；从厕所回来，赵大头在教室门口候着。看看左右无人，赵大头说：
“李雪莲，我想跟你说句话。”
李雪莲：
“说吧。”
赵大头：
“得找个地方。”
李雪莲：
“找吧。”
赵大头把李雪莲领到学校后身打谷场上。周围的夜是黑的。李雪莲：
“你要说啥？”
赵大头啥也没说，上来就抱李雪莲，接着就要亲嘴。由于动作太直接，中间也没个过渡，李雪莲有些措手不及。措手不及之下，本能地推了赵大头一把。赵大头脚下一绊，跌倒在地。如果换一个男生，爬起来还会亲李雪莲；几经纠缠，几经掰扯，哪怕李雪莲说“我要急了”，“我要喊了”，仍继续撕扯，好事也就成了；没想到赵大头跌了一跤，从地上爬起来，看了李雪莲一眼，愣愣地说了一句：
“我以为咱俩已经好了呢。”
又说：
“千万别告诉其他同学。”
转身就跑了。赵大头跑了，李雪莲气得“咯咯”笑了。搂她亲她她没生气，转头跑了，李雪莲就生气了。第二天两人再见面，赵大头低着头，红着脸，不敢再看李雪莲。这时李雪莲知道，赵大头是个老实孩子。李雪莲赌气，也不理赵大头。接着高中毕业，李雪莲没考上大学，赵大头也没考上大学；李雪莲回到了村里，赵大头的一个舅舅，在省城一个宾馆当厨子，赵大头就跟他舅舅到省城学厨子去了。后来他舅舅被调到这个省驻北京的办事处当厨子，赵大头也跟来了；后来他舅舅退休回了老家，赵大头就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李雪莲到北京举目无亲，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赵大头在北京，于是便想投靠赵大头。但中学时候，她吃了两年多赵大头的“大白兔”，打谷场上，又将赵大头吓了回去，她担心赵大头记仇。李雪莲也想好了，如赵大头不记仇，她就有了落脚处；如赵大头记仇，她转头就走，另寻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李雪莲也想好了，就是火车站。虽然北京火车站她没去过，但她知道，普天下的火车站，一到晚上，屋檐下都可以睡人。
虽然知道赵大头在省驻京办事处工作，但李雪莲找到省驻京办事处，还是几经周折。李雪莲打听着，换了八回公交车；有三回还倒错了，走了不少冤枉路；清晨到的北京，一晃到了晚上，才找到那个省驻京办事处，赵大头当厨子的地方。办事处是一幢三十多层高的大厦。到了办事处，却发现这个大厦她进不去。大厦前脸有个院落，院落门口有座牌坊；沿着牌坊，拉着警戒线；警戒线处，有五六个门卫守着，不让人进。原来这里住着这个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李雪莲走上前去，门卫以为李雪莲是来住宿的；打量她的衣着，又不像住得起这大厦的人；但一个门卫仍客气地说：
“别处住去吧，这里住着人大代表。”
李雪莲终于明白，自己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一次撞上了。但她并无惊慌，看着里面说：
“我不住宿，我找我亲戚。”
另一个门卫问：
“你亲戚也来开人代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