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前几天从故乡打来电话，说南家姐夫死了。我不相信，南家姐夫身体一直挺好的，没什么病。他比我母亲小十四岁，比我今年八十六岁的父亲小二十多年，我的父母都身体好好的，他怎么会呢？我打电话回去问，母亲接了电话，说这是真的，就在今天早上七点钟心脏病突然发作，来不及送医院就死了。父亲从母亲的手里接过电话，对我说，你回来看看姐夫，他对我们孝顺，小时候多喜欢你呢！是啊，我应该回去看看南家姐夫，这个比我大三十多岁的堂姐夫。可是，我人在广东河源，路途遥远，又近年终岁末工作脱不开身，我回不去。我只能对父亲说，你们代我去看看吧！要买什么东西，就替我买一份送过去。我没有眼泪，可心里很难过，因为春节回家我就看不到他了。记事以来，我就没见过我的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问爷爷奶奶的样子，母亲对我说，妈妈嫁过来也没有见过你爷爷奶奶，你就不要想了。稍稍懂事以来，我身边的亲人走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是伯父，大父大娘，姑娘，季父，二父二娘，晚娘，现在，没想到却是刚过花甲之年的姐夫。南家姐夫走了，我实在不敢相信啊！挂断电话，我懵在高湖租房的楼下，脑海里浮现出过去的许多人事，故乡的阳光，冬天的火，大风大雪，以及我的记忆。
老人怕过冬，冬天却来了。
寒冷的冬天，不会因父亲母亲年老体衰而晚来几天。内心不安的我，突然对父亲的身体担起心来。父亲爱喝小酒，抽旱烟说冲劲大，一辈子的嗜好，七十多年了。在我近几年的印象中，父亲只有生病走不动路，或血压升好了头晕躺在床上，他才会停止抽烟喝酒。医生诊断几次，都说身体不好是抽烟喝酒引起的。父亲血压的很高，不能喝酒抽烟，一喝酒血压就上来了。可是不喝酒抽烟，父亲说全身没有力气。后来，医生只好要父亲少喝酒抽烟，尽量节制自己。现在，父亲天天要靠吃降血压的药来稳定血压，药一停血压就上来了。父亲总贪恋烟酒，医生的话不爱听，药在吃，酒照喝，烟也照抽。尽管说少喝酒抽烟，但逢到熟人朋友来看他，酒就喝多了，烟人家递上来照抽。我们兄弟姐妹都说了好多次，尤其是我特烦父亲，有时都差不多要发脾气。他现在这么大的年纪，我又不敢说太重的话，怕伤老人的心。父亲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他却不听儿女们的话，一旦身体不好，我们兄弟姐妹全在外面，没有一人在家照看，我心怕有一天父亲会离我们而去。
再次打电话，我问南家姐夫什么时候出山（下葬的日期）？母亲说大后天（即今天）。我问父亲身体好吗？母亲说好。再问父亲去了哪里？母亲说去看南家姐夫还没回来。这样寒冷的冬夜，父亲还没有回来！故乡南家到我们江眼冲的路又窄又不好走，而父亲眼睛不太好，右眼那白内障几乎吞噬了他的视线，整个眼睛都窝了下去，晚上怎能走那么长的路？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我特别担心起父亲……
冬天总刮着寒风，现在我最怕的就是连落几天的细雨，因为一落雨我身上的关节炎就痛得很厉害，几乎要命了。说到冬天，我故乡现在很少落小时侯那样的大雪了，或许我再看不到了。落雨下雪的时候，天上是没有阳光。有太阳的冬天多好啊！一点儿也不冷。出大太阳的好天，我喜欢在阳光底下仰望故乡四围的崇山峻岭，喜欢站在楼顶看西边天际下镇办的水泥厂烧锅炉飘起的烟云，喜欢手拿一卷书随意翻阅，或跟我那老了的父母坐在阳光下聊家乡的事，陪他们沐浴阳光，或什么事都不做看着他们，一家人就坐在屋角避风的那儿，静静地晒着故乡的太阳。
在冬天，谁不渴望阳光？温暖的大太阳光照着你，我，我们会想些什么？在他乡的日子，我常常想起故乡；在故乡的冬天，我常常去回想我在他乡的岁月，那里的人和天气多么寒冷；在到了怕冷怕寒的中年，我常常去想小时候故乡落大雪的那些冬天，故乡的冬天没有不下雪的，没有一年不落雪。不落雪的冬季，父亲对南家姐夫说这不是冬天，要冷得去烤火才像冬天。
我还能回到小时候父亲的身边去吗？
小时侯我记得的冬天，雪一落总是好几天。鹅毛大雪，如千万只白色的蝴蝶飞在故乡的天空，飘摇在青青的群山，田野浅浅的水面上，飞舞在村子里所有的土墙黑瓦的屋顶上，在热水瓶那么大的柏树圆柱支撑着屋檐下，在堆满了柴草的走廊前夜色欲来的黄昏里，雪花遍及了村子的每个角落。那些鹅毛大雪好象天上仙女洒落下来的云裳碎片，给我的童年张开了梦想的翅膀，它们载着我往遥远的天穹而去。我迷醉在那一片又一片的大雪中，常常忘记了冬天的寒冷和我自己，所以童年对我来说，我期待每个冬天，盼望每一场雪的到来，而且希望雪下得比以往更大。大雪总是在黄昏之际而来，漫天飞舞，轻轻地从天上而降。有时在漆黑的夜里，我的睡梦之中悄然而至。有时我期盼很久了，以为它不会下了，没想到却出现在除夕夜，带着祝福和吉祥，潜伏在新年将至的明亮的烛光和炮鸣声里，给我温暖的记忆。雪落了一夜，没有人会知道。第二天醒来，雪覆盖了故乡的大山小山，覆盖了田野村庄，覆盖了脚下的土地，眼前全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大雪封了山，大雪封了路。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家老屋厅屋里的那个地灶，和地灶上的一旺煤火。遗憾的，那个地灶跟随我家的老屋一起消失了，现在算来已有十多个冬季，故乡在我心里似乎寒冷起来，不再是我小时侯的那个故乡了。
说到故乡的冬天，我就想起了老家的那个地灶，心里就升腾起了一团又一团的火光。每逢冬天要到的时候，父亲就要把用土填灭的地灶挖出来，等落雪的寒天好生一团旺火给家人取暖。而冬天一旦过去，没有雪下或冷寒的季节消失了，到了春暖花开，父亲又会用黄土把灶埋了，抹填得跟地面一样的平整。我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来年夏季收割水稻回来，厅屋好堆稻谷。大雪落下来，故乡天寒地冻，那些没有阳光的冬天，父亲就用竹片和松枝点燃来烧暖地灶，然后在厅屋里生起了火。暖灶之前，父亲用锋利的柴刀破开那些竹片，砍下那些带油的松树枝桠，划根火柴引燃那些小竹片和松枝，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掏空的地灶里，待火大了烧着了里面塞着的竹片和树枝。这时候我不用父亲说，就会跑去灶屋拿了长铁夹，后跑到堆煤球的牛栏间夹来一个煤球，很高兴地搬到父亲的眼前。父亲总会夸奖我一句，我总会咯咯地发笑。我站在那儿，看着父亲把那有十二个圆孔的黑煤球轻轻放入地灶，煤球压在那些点火烧着的竹片和松枝上面，火就从那些圆孔里钻了上来。火里夹生着烟，灰白色的青烟从地灶口挤出来，缭绕而上。很快，满屋子停满了柴薪燃烧的烟雾，和煤球刚点燃的呛人气息。我守在父亲旁边还要看，父亲总骂我出去，说煤烟子小孩不能吸，会呛死人。见到满屋子的煤烟，父亲赶忙去开我家那两个有木格子的窗户门，让空气流进来，或让有毒的煤气跑出去。有时候煤球放下去太快，火烧不到一会就被压熄了。母亲拿来一把破烂的蒲扇进来，笑着对我说：“平崽能干，你去帮帮父亲，扇扇风。”我会抢过去，抡起蒲扇朝地灶风口猛打，直到浓烟满屋，灶口冒上来那一团熊熊火苗。我死劲地用力扇风，一点儿不觉得累。“啪啪啪”的声音我非常爱听，在那寒冷的冬天，我额上冒出了一排细微的汗珠。火苗在我眼前闪耀着，蓝色光芒的煤火顿时温暖了我家的屋子。
小时候，母亲总有忙不完的家务事，天蒙蒙亮她就起了床，烧火喂猪，洗衣做饭，然后抡起锄头扛在肩上上山，或背了竹筐镰刀下田，跟父亲忙碌到天黑才会回家，进屋又赶忙去忙家务，烧火做饭，洗碗扫地，切猪草煮猪食，一直到我们都睡了，村子里别人家都熄灭了电灯，母亲还没有做完。记忆中，只有冬天落雪的天里，母亲才会清闲一些。厅屋里生起了熊熊大火，母亲会把猪草拿到地灶旁边切，姐姐们围着灶火纳鞋底或做踩垫（垫鞋的女工手工品），父亲坐在火边抽烟。一家人只有我不怕冷，却要跑到门外的雪地上去玩……
雪纷纷扬扬，漫天飘舞。
大人在家关门闭窗烤火还觉得冷，小孩就不同了。冰天雪地下，我在户外我家的空坪上玩雪。村子里那些小伙伴全在，他们跟着我在厚厚的雪地上尖叫，呐喊，吵闹。我们在雪地上踩来踩去，留下的都是大人的脚印，乱七八糟，或比谁的脚印踩得好看。个个都穿了大人的雨靴，那种破了补了又补的黑色雨鞋，里面很冷放了些温暖的稻草，或不要的棉絮塞在里面。我的小脚穿了母亲做的布鞋，然后再套进父亲的大雨鞋里面，整天在雪地上疯玩。我们在雪地上堆雪人，用树枝在雪地上写字，或画那时我们心里的简单画。谁都没有手套戴，每一双小手都冻得通红。大伙在雪地上疯跳，唱刚学会的歌谣，在那里打雪仗。打仗时总分两派，大的是解放军，小的没有力气就是国民党。我们的鞋子太大，以致常常摔倒，可是谁都不会哭。自己摔倒的，或被大的故意推倒的，常是那些小我的伙伴，摔痛了他们会哭着回家。雪仗从村子空地开始，一直打到山脚下的田野，个个都玩疯了。后来大家累了，肚子饿了，口渴了，我们就不玩打仗了，就到山坡下去摘那矮硕的棕树上长叶子上结的冰条，或去萝卜地里拔萝卜吃。萝卜拔出来，尝一口不好吃就乱丢，弄得到处都是，后被大人看见，人家在远处一喊，我们就吓得像鬼一样地逃跑。肚子饱了，口不渴了，我们就跑去那些的干田旱土，在那里找牛羊踩过留在那里的脚印，深浅大小不一的脚印里积蓄的雨水结了冰，变成了美丽好看的花纹。母亲在槽门口喊我：“平崽，你在哪里？”听到母亲的喊声，我故意藏起来，躲到山脚下人家菜园的篱笆后，但总有人在背后偷偷地告诉母亲。母亲找到我拉我回去，可是我还没有玩够，我还想再玩一下，死活不跟母亲回家。母亲说：“你南家姐夫来了，快回去，要不他就走了！”我听到南家姐夫来了，就一路飞跑回来，气喘乎乎地跑到家门口，撞大门冲进去，果真南家姐夫他人在屋里。母亲没有骗我，我进门就高兴地喊：“南家姐夫，南家姐夫，你真来了。”声音很甜，也很大胆。
南家姐夫在冬天里，他总戴了那顶黑色的鸭舌帽，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坐在厅屋那灶火边。父亲坐在那儿抽烟，他正跟南家姐夫在说话。小姐姐手里抱着我的弟弟。见我撞门进来，南家姐夫站就起身，对我说：“平老弟，你不冷？”语气特别亲热。“不冷，你看我都出汗了。”话这么说，可我的手都冻红了，十个手指很痛。地灶上的煤火通红，蓝色的火苗在那十二个圆孔上跳跃，热气扑面而来。厅屋关了门窗，又没有亮灯，火光在黑暗的屋子里照耀了围坐在地灶上的每一个人。南家姐夫拉我入他的怀里，把我的小手放到火边烤热。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些纸包糖哄我。我拿到了糖，过会儿便跑去门外去找伙伴玩了。
故乡的火，阳光，还有关于我的过去，在记忆里面都是温暖的，冒着热气堆积在我的心头，就像一锅刚蒸出炉的馒头。在冬天的寒冷季节，一个人在他乡的无数孤寂夜晚，我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团小时侯那样的灶火啊！我多么地渴望自己能回到故乡，回到父母的身边，陪他们在过去我家那破旧的老屋里，在那四面尘烟熏黑的灶屋里，跟那时还没有完全老去的我的父亲母亲一起烤火。眼前烧起了一灶熊熊柴火，火光温暖地照着我，弟弟，父亲，母亲。那时小姐姐刚嫁了，我和弟弟还在读书。姐姐们都回来了，我们围坐那儿烤火，听父亲说人生，或琢磨我和弟弟今后的路。门外大雪飞扬，冬天一点儿也不冷！我不再去玩雪了，我的心已经不再贪恋，贪恋故乡那一片又一片的大雪了。
我能回到小时候那个温暖的冬天吗？
没下雪之前的冬天，很少落雨，阳光温暖的好天居多。早晨起来，路边总有厚厚的白霜，田野山岭间弥漫了浓浓的白雾。太阳从村子后东边的枞树山上升起来，驱散了那些浓雾，石头坚硬般的霜渐渐地变成了水迹，打湿了那些干爽的土地。这时候，柿子树早被霜打得红透了，像些小灯笼挂满了大树小树。放学之后，我们几个玩伴常跑去梅冲塘边，那些红色小灯笼非常诱惑人，个个嘴谗想去偷，但又怕被发现，在土里人家早打起了个草棚日夜看守。于是，大家失望回来。屋后那大青山上长满了很多的树木，此时那小蒲扇形宽叶子的枫树，椭圆形长条尖叶的榨树，密密麻麻细长松针的老松树，还有许多分叉荆棘刺手的挺直杉树，从秋天开始落下第一片叶子起，每来一场风雨，每来一场阳光，树上的叶子就要变黄很多，变枯很多，就要凋落一半，再经过冬天的这一场又一场霜冻，到大雪要来的时候，整个山岭都是一些光秃秃的树枝，山坡上落下了的各种色彩斑斓的枯叶子交错叠在一起，铺满了大山小山，覆盖住了山坡上林间走出来的那些小路。
重阳节过后，天气开始变冷了。地里长的红薯，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在争先恐后地抢着收挖，挖出来就立马挑回家，堆满了自家屋里的厅屋。那些土多的人家，家里又喂了几条壮猪，全种了红薯，天太冷必须在雪落之前全抢挖回来，要不然就冻坏了，所以更加忙碌辛苦。怕大雪要来，每家都要准备一口土窑收藏红薯，待明年青黄不接当口粮。红薯挖回家，然后把地在好天里翻过一次，让太阳暴晒几天，然后就准备种麦或栽青菜萝卜。麦子和萝卜都不怕冻，下雪的天气照样生长。抢挖红薯之前，父亲早去老屋对面的半山坡，把那二口土窑清扫干净了。清扫窑洞时，我总要跟父亲去对面的山坡玩，记得南家姐夫也在，抽空来了帮我家收挖红薯。我家有三口土窑，一口在我家的厅屋里，约儿童床那么大小的坑，往地下挖了三米深，上面铺些木板和稻草，可来年去看放在里面的红薯种，大多坏掉了。母亲说这口窑很近方便，但实际没有什么用，后来父亲就把它填灭了。一口在老屋对面的半山坡上，横着往山里挖了五六米的距离，再不敢挖了。父亲担心，怕窑塌下来。我们用竹簸箕朝外倒土，全是黄沙土，这样的土见不了雨水。土窑挖好了，外面打几根木桩横块木板，或用几捆柴草拦住，可是里面的老鼠太多，有时小牛会跑进去吃，还有小孩子会去偷。这口窑春天常塌方，我们不敢多用，只有红薯没地方放才堆在那儿。最好的是那口吊窑，很大很深，牛羊根本进不去，里面空气稀薄老鼠几乎没有。这是吊窑，是二户人家打的，我记事起它已经打好了。听母亲说，吊窑是父亲和村子里爱忠毛毛（毛毛意思是下辈的男性，如侄子）动手打的，打了整整一个冬季。这口窑位于山坡上的一个平台上，直打下去约有四米深，人下去要借助长楼梯。放红薯下去需要两个人，用长绳索吊下去，上面那个人要力气拉住后慢慢地放绳索。我家常常是南家姐夫，因为他有力气，父亲那时快六十了。下面那个人只要轻松取钩，或倒了装红薯的箩筐挂上钩。这人不需大力气，常是父亲或者我母亲。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吊窑下去四米，然后往山坡里面横挖两个大穴，好象两个小房间，站在房间门口仰望，可以看见窑口就像一孔眼，很小很小的眼。冬天外面刮大风下冷雪，这窑里暖和得好象四月的春天。我们在土里挖红薯，母亲就教我怎么挑，选大的好的红薯放在一堆，挖破的折断的以及那些小红薯根又放在另一堆。好的这堆我们直接挑去吊窑，另一堆直接挑回家堆在厅屋里，用来喂猪。
红薯挖完了，小麦种下了，萝卜也栽好了，冬天就空闲起来。
这时候，大人小孩开始准备大雪要来前的烤火柴薪，做起来过冬的准备。记得那时，我常放学回家跟村子里一伙人上大青山，跟着小姐姐去大山上耙树叶松针。山茫茫如海，有时我会迷路了。迷路我就哭。天快黑了，我挑了一担鼓鼓的树叶或松针回来，太重常挑不动，或者故意拖在后面，希望小姐姐来接我，帮我挑一程路。小姐姐常不理我，两姐妹还在路上骂架。天黑了，我还赖在路上不走，父母两个人常常会提着煤油灯来接我，心怕我有个什么闪失。母亲把那些我拾回来的柴草，齐齐整整地垒好在屋檐底下，见到家里来亲戚，总要在我面前对他们说：“叔叔你看，我平儿多勤快！这些柴火全是他从山上捡回来的。”亲戚都夸我能干勤快。那个时刻，我多希望南家姐夫出现，能听见母亲对我的称赞，能看到我堆在牛栏屋檐下的我的柴草，我能亲口听到他对我的夸奖。
冬天出大太阳的好天，父亲早早起床，到屋后的山坑挖干黄土，然后挑几担回来堆在空坪上。接着，他用灰筛忙碌地过滤前两天运回堆在坪里那一拖拉机煤，筛出里面的大小煤块，拣出煤里混杂的小石子。然后，母亲扬起“杵革”（农村炼打作物的一个工具）来碾碎那些煤块。姐姐挑来井水，在煤旁边用木瓢倒水，父亲用篱笆把黄土混入煤里，跟倒入的水一起搅拌。差不多匀均了，父亲打着赤脚在煤里来回地踩，煤和黄土踩匀了八分熟的样子，父亲就拿借来的煤球机子开始做煤球。我守在太阳底下，看着父亲在那里吃力的干活。父亲双手握住煤球机子的两端的横杆，死劲朝煤上蹬去，“啪啪，啪啪”二声，然后提起来，再一次蹬下去，“啪啪”一声，直到煤撑满了煤球机子下面那个模框。然后，一个手提着机子，一只手从嘴里取下燃着的旱烟，走到那块平整的空地上，两个手的四指倒勾住煤球机子横杆，大拇指对立一起用力压机子上面的圆盖，只听见“哗哗”一声，煤球就从机器里滑了出来，掉在了地上。煤球圆圆的，像几十层大饼叠在那儿，里面钻了十二个圆孔。父亲然后回去，把煤球机子放在盛满了水的木盆里，“哗啦哗啦”地洗几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煤球的制做。二个时辰下来，屋左边的空坪上就摆满了煤球，它们太阳底下对得很齐整。父亲汗流浃背，累了，脱下了衣服，那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里生辉。父亲抽烟休息时，我拿起煤球机子去试做，做出来的煤球总是残缺不全。父亲笑着对我说：“平儿，你饭还没有吃饱。”我对父亲说，“早上我吃得很饱，那现在我去吃饱。”然后，我真去屋里装饭吃，饭鼎里根本没有剩饭，就去灶塘里翻柴灰下埋着的红薯吃。红薯那时我吃怕了，真不想吃。家里断粮的季节，母亲做饭的时候，饭鼎底部只有一点白米饭，饭上面全是蒸干红薯丝。那东西很硬，吃起来有点甜，但吃多了不容易消化。我不愿意吃，从来只吃白米饭。而母亲为了让我多吃点米饭，从来不吃一口米饭。既然父亲说我做不出煤球，原因是我没有吃饱，那我就要吃饱。三四个红薯下去，我吃得肚子涨了。此时母亲告诉我：“没有吃饱，意思是你现在还小，力气不够。”我说：“你们骗人。”煤球做好了，到天黑时如没有干透，父亲要找些柴草隔开过路的地方，怕天黑人，或禽兽踩坏煤球。如太阳毒，煤球干了硬了，我们就要点着煤油灯在夜里垒好在牛栏间，以防天变。薪柴准备充足了，落大雪刮大风的时候，家里的火熊熊猛燃，那个冬天才有足够的温暖，一家人烤着大火，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个严寒了。
冬天落雪的时候，南家姐姐和姐夫总要来我家一趟，夫妇俩一起来看望我的父母，手里提了二三斤猪肉，或拿一只鸡鸭，还买来了瓶装酒。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父亲的生日（阴历十二月初一）。以前南家姐夫来，他什么也没有带，爱空着两只手来，来我家总是帮忙，耙田插禾，挑红薯，或上山砍树。南家姐姐就不一样了，每次来总提着东西，衣服穿得很干净，人又漂亮，脸上总喜欢呵呵地笑。我记事起，南家姐姐来都是逢年过节，平时很少有空来玩，因为她跟我母亲一样，有忙不完的家务事。每次来我家，总对母亲说：“晚娘，身体好吗？”如果父亲不在，就问我“晚晚”去了哪里？ “晚晚”在我们那里，意思叫小叔，是喊者父辈兄弟中叫最小的那位。
父亲两兄弟，听父亲说他大哥脾气特坏，大嫂死得很早，堂姐生下来体弱多病，家里以为养不活了，亲戚朋友没人愿意肯抚养，是父亲抚养大的，因而堂姐嫁去南家，她们夫妇对我父亲当成了亲生的父亲，里面的感情很深。我们家族人很多，父亲叫我喊人，前总要加个名字或地名，以便区别其他亲戚的称呼。这个堂姐姐前加了她嫁在南家的地名，至于她的真实姓名，我现在都不知道。南家姐姐夫妇，对我更是亲切，因为我是父亲手心上的宝贝，五十岁的老人还得了一个晚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我弟弟），不用说有多高兴。听村里人家说，我生下来全村的人都吃过我家的红鸡蛋。
看见南家姐姐姐夫来了，我心里特高兴，不用母亲吩咐，我就会跑去山崂上找父亲。如果父亲恰巧半路回来，我又会跑到父亲的前面，回来告诉他们说“晚晚”回来了。我喊父亲也称“晚晚”，我们四亲姐妹都喊父亲叫“晚晚”，至今都没有改过口。我跟在南家姐姐和姐夫的屁股后面，到处走动，担心他们回家。拉着他们，去看牛栏屋檐下我捡回来的柴火，南家姐夫总当面表扬我：“我平老弟能干，一个人捡了这么多的柴火。你云毛外甥就没你厉害！”云毛是南家姐夫的儿子，比我小半岁。天太冷了，我们就进屋灶屋里烤柴火，火很旺又猛，坐在那儿很暖。我坐在南家姐夫的腿上，手脚在他怀里乱动。姐夫总要问我许多事？我一一做答。说近来我跟谁打架了，把哪个又打哭了。说“晚晚”（父亲）又给我买了新的小人书，可好看啦！南家姐夫吃了饭就走，说还要回家去打鸡鸭招呼，还有水牛要放，二条猪要喂。我缠着南家姐夫不要回家。母亲说了许多好话，我才肯松手。而南家姐姐会在我家睡一晚，平时也是放了碗筷就说回家。南家姐姐睡在我家的那个晚上，她坐在厅屋的煤火边，总要跟我母亲说许多话。我在厅屋里又唱又跳，嘴里哼的全是大戏里的那些腔调，有时拿了父亲的洗澡毛巾捆在头上，学大戏里的青衣乱叫，总把父亲他们搞得开心极了。当然，最快乐的还是我。
家里来了客人，当然我最开心了，因为我们有好菜拌饭。母亲忙着烧火做饭，父亲总陪着客人抽烟聊天。在记忆里面，我当时觉得最好吃的，还是母亲熏制的腊肉。当时的农村生活水平低下，过年杀条猪全晾在灶屋的梁上，用柴火和烟熏烤成腊肉，平常季节土里出什么菜，家里就吃什么菜，而且很少改变。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村子有人帮我家做事，或者“双抢”的忙季，或者我们家里有一个人过生日，那些腊肉就会割下来吃。家里有人过生日那天，母亲除了炒一个好菜，在饭鼎里米饭上面，母亲特意还要蒸几个鸡蛋。开饭的前刻，母亲就把鸡蛋拿出来，放在脸盆里的冷水中退热，然后给过生日的人吃。我每次都要沾光，不关父亲，还是母亲，甚至姐姐，我都会吃到一个蒸熟剥了壳的圆鸡蛋，蛋清白嫩滑口，蛋黄粉而爽。我不会吃，先吃蛋清，然后吃蛋黄，吃时速度太快总呛着胸口。母亲用手怕我的后背几下，叫我喝些水。吃完了鸡蛋，我还可以在饭桌上吃到好菜，所以我小时侯特喜欢家里来客人，或者天天有人过生日。而我的生日那天，家里就我一个人吃鸡蛋，父亲母亲不吃，小姐姐看着我吃。后来生下了弟弟，当然不同了，少不了要多一份。
我小时候特别爱贪吃，其实是没有得吃才贪吃。记得母亲对父亲总说：“家里的东西藏不住，又出个大贼。”这贼实际指我。人家逢年过节送来看望父母的糖果，如红色的杨梅糖，那片片的脆香花生糖，还有圆圆的松软化饼，母亲总瞒着我藏在楼上。糖果藏在石灰坛子里，上面蒙了用破烂棉衣缝成的块布，再盖上一块大石板，石板上放了砖块，铁器类的农具类压在那儿。饼干用薄膜包着，母亲埋在房屋扁桶里的稻谷中，上面用金黄的谷子盖得严严实实。尽管母亲费尽了心思，可还是被我翻到了。翻到了母亲藏东西的地方，我特别高兴，夜夜记得，白天更加不用说。我每次上楼去睡觉，总在黑暗里去翻楼上的坛坛罐罐，偷吃那些糖果，拿到床上蒙着被子吃，就像一只老鼠。睡觉前偷吃总害怕姐姐发现，甚至听到声音，吃时我很小心。白天父母不在家，我放肆大胆。母亲在家，我抵制不了那些东西的诱惑，也会去偷，偷到了躲到外面去吃。吃完了糖果，就偷饼干。每次偷东西前，我总记住藏东西时位置和器物样子，东西偷出来，我恢复如初好像没动过。母亲不会发现，因为她看不出来有人动过的迹象。时间久了，我把那些东西都吃完了。恰巧这时，家里来了小客人，或父亲要去亲戚家想带点礼物，母亲就去翻糖果饼干，结果什么都没有了。母亲心明白着，知道是我吃的，骂两句就算过去了。
偷吃之外，我时常去翻楼上的谷仓，尖起脚去打开那很紧的半边盖板。所谓的谷仓，实际是个椭圆形状的大扁木桶。我之所以翻动谷仓，是挂念着母亲收藏在那稻谷里的十几块腊肉，没事总要去数数，看还有多少块？腊肉生吃不得，所以总问母亲什么时候煮腊肉吃？母亲笑而不答，或者骂我好吃鬼。家里来客人了，屋里没什么菜，喂养的鸡鸭要留到过年去吃，舍不得杀，母亲会上楼去大扁桶取腊肉。我在灶塘里烧火，水鼎里的水烧开了，母亲下来了，手上真提了一块金黄色的腊肉，我就知道今天有好菜拌饭了。母亲早把铁夹放在柴火灶里烧，烧得通红便拿出来，腊肉摆在地上，有猪皮的那面朝上，然后把那通红的铁夹放在猪皮上来回地烫，“磁磁”便烙出了诱人的香气。烙熟了猪皮，便把腊肉丢在木盆里，倒下开水用干丝瓜洗，去了猪肉里藏着的污迹，再用菜刀刮净猪皮上的硬层，再洗二遍就放到坫板上来切。肉有虎头骨的地方，就换一把大的菜刀砍，砍得古柏木树蔸剧出来的菜板在木架子移动。砍骨头的声音很响，门外都能听见，邻居就知道我家吃好菜了。母亲把腊肉切得很小块，薄薄得几乎透明了，虎骨就很大的一块，因为难砍，而且容易把刀砍坏。父亲这时也来帮忙，蹲在柴窠里烧起了大火。母亲洗干净了铁锅，架在土灶上烧干了里面的水珠，把腊肉倒入烧红的锅里，便“磁磁磁”直冒烟。干香的肉味就飘到了鼻子下，真香！那些白色的肥肉在油锅中熬煎，慢慢地就薄了，透明了，最后通体发亮，变成了金黄色在那里欢叫。这时，母亲早把准备好的半菜碗酸辣椒倒下去，一起炒，一起翻，直到那些熟油把辣椒熬得差不多，满屋香辣味刺人口鼻，坐在灶火边的人打起了喷嚏。母亲赶紧拿起菜勺铲出来，把腊肉辣椒全盛到大菜碗里。这份香喷喷的好菜就成了。怕菜冷了，母亲会另一个菜碗倒扣盖住。然后，再一锅水煮面条。姐姐拿碗筷摆在厅屋的方桌上，父亲和客人各居一方，就喝起酒来。
在我记忆中，大雪封路的冬天，父亲跟南家姐夫喝得最多，他们叔侄俩总有说不完的话，有吃不完的酒。他们一口酒，一块肉，再一口烟，一句话。酒喝完了，肉也吃完了，碗里就只剩酸辣椒。那酸辣椒比肉还好吃，最易送饭，叔侄俩吃得后来，菜碗里的油结了冻，仍还在聊天。南家姐夫吃得满头大汗，黑色的鸭舌帽子早取了下来，有时会被我戴在头上，就像船一样在脑壳上摇晃。我吃得很香，现在做梦还想吃到那样的美味佳肴。母亲烧好饭菜，便忙家务去了。等大家吃完了，桌上的碗里没菜时就来了，常常是一碗光饭，或拌些菜汤就吃了。如果留的客人是吃夜饭，母亲从来不吃。这个习惯直到现在，后来我明白了，那时母亲其实是为了省一口粮。
阳光在冬天特别的珍贵，不仅仅是对老人。
记得小时侯，故乡的太阳都是大水日头，金灿灿地撒满了山岭田野，照在村庄的每个角落。空闲季节，母亲会跟姐姐粘浆板，准备给家人做过冬的布鞋。烧一大锅米汤，水开之后，温火慢慢烤，待米汤糊糊稠成了浆糊，便倒在洗脚木盆里。母亲早把几年前从棕树上刮下来的那些棕丝，一片片地找了出来，弄掉灰尘，然后把棕丝粘上浆糊贴在门板上。门板贴满了棕丝，母亲要我去厅屋搬来两根长凳，横在坪中央，三个人把门板架在凳上，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接着的事，母亲把前几天清洗干净的破烂衣裳拿出来，丢在身边的米筛里（农村一种过滤小米的竹用器具）。米筛中堆有以前不要的各色布料，如蓝色的烂衣纱，白色的破被单，黑色的裤子袜抹。母亲戴着老花镜坐在小凳上，小心地拆撕衣裤上的领角边线，把那些大小不一的碎布清出来，一块块丢在身边的小篮子。小姐姐从篮子中把碎布拿入脚盆里，在浆糊里弄湿，全透了就拿出来，然后一块紧着一块贴在木门板上的棕丝上面。门板面向天上的太阳，金色的阳光下那些布块拼凑成了一副地图。母亲很仔细，姐姐很认真，她们忙碌要到中午时分，才会完成手里的工作。浆板晒过几天就硬梆帮的，母亲把它们从门板上撕下来，然后继续再浆碎布。天阴了，或大风大雪的天，母亲和姐姐坐在煤火边，把那些浆好的碎布拿出来做鞋底。做鞋底之前，家里每个人的脚用报纸量画出实际的尺寸和图，再根据尺寸图用硬壳纸做出鞋模，后用模型在硬梆梆的浆板上剪鞋底，十层底就是一只鞋。鞋分左右，不能混在一起。家里的人十层鞋底做好了，母亲就用自纺的白色麻线在鞋底上穿针引线，密密麻麻却有一定的针距。纳鞋底最费心神，力气和时间。母亲放下家务就纳鞋底，从没有停过一会。鞋底纳好了，就做鞋面子。方法差不多，只不过没鞋底那么费神。剪出了鞋面子的浆板，浆班外面用一整块红色的花布，父亲他们的鞋面用黑色的灯心绒，里面都一样。里层要放些棉花，再用一整块的家织白布，然后用黑线把鞋面子缝好。面子做好了，还要在上面打鞋扣，两边安上松紧带，这样既好看又有弹性。鞋底上里层也要放些薄薄棉花，这样冬天就暖脚心。铺好棉花，再用整块的家织白布缝好。万事具备，母亲就把面子和鞋底在用麻线连在一块，布鞋就做成了。再用小铲刀削去鞋底边缘那些毛刺，用米饭涂上去几次，待那些饭胶干了，新鞋就可以穿了。母亲给我做好了鞋，总要我先试穿，看合适莫？开始很紧，我的小脚难挤进去，或穿进去喊很痛。我不愿意穿新鞋，母亲还要哄我。穿过几天就松了点，脚舒服了，我就到处乱跑，见人就炫耀说：“新鞋是我母亲做的。”言语里，我很自豪母亲心灵手巧。我家每年的第一双布鞋都是先做给我，因为我的鞋早破烂了。父亲和姐姐他们脚轻，比较爱惜鞋子。我不一样，整天在外面疯跑，一双新做的布鞋不到半个月，大脚指就露出来了。原因我喜欢用鞋去踢石子玩，或走路爱乱跳乱踢，从没有去体量母亲做一双鞋的辛苦。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首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父母是爱我的，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
在那些寒冷的冬天，父亲为了家人的温暖打赤脚做煤球，为了我们的吃饭而打窑洞藏红薯，母亲怕我们脚冷生病每年做多少双布鞋，为了一家人穿衣吃饭而熬尽了多少心神。母亲是天下最苦的农村妇女，做了山里的活，又做田里的，做完了田里的活，又做家里的，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休息过一天，五六十年如一日熬在大青山下，就是回自己的娘家一生也没有几回。她想回家，但从不说出来，就像她忍受生活中的劳累和病痛一样。母亲对儿女们的付出，尤其是对我这个儿子的爱，甚至比父亲还要多几倍，更是感天动地。从儿子怀上的那天开始，她就在苦苦地坚持，甚至不顾自己身上的疾病苦痛而生下了我，以致病倒在县人民医院里。母亲为了我们那个家，节衣缩食而劳累一生。
温暖的生活细节，那些过去了的往事，就是冬天里我沐浴着的阳光，就是寒夜里我心头上怀着的一团大火。
阳光与火，温暖了我。更温暖了我的记忆……
2009.12.16-19
清平夫记于龙川高湖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