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元旦，天刚蒙蒙亮，鞭炮便连续不断地炸响在南京城的里里外外。一片喜气祥和的新年氛围中，谭祥面带愁容，轻轻地下了车，在瑟瑟寒风中挺直了身。
谭祥是来见干娘宋美龄的。昨晚与干娘通了电话，宋美龄在电话里说：“明天元旦，什么事非要大清早过来？”谭祥带着哭腔说：“不敢再拖了，再拖，辞修恐怕命都保不住了……”
辞修是她的丈夫，当时声名显赫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国防部参谋总长、蒋介石的同乡——陈诚。
5个月前，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调派70万大军进驻东北。原来战无不胜的陈诚却接连失利，在解放军的秋季攻势之下，不仅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全部被歼，军长陈林达被俘，长春、四平也已成孤城，弹指可破。
陈诚毒火攻心，胃病复发，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势与沈阳共存亡”。东北局势不利，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纷纷要求枪毙陈诚，蒋介石也雷霆大怒：“若沈阳失守，你也不必来见我了。”
谭祥表明来意之后，宋美龄沉吟半晌，说：“军国大事，我们女人不方便参与吧？”谭祥闻言，突然从随身的拎包里抽出一柄匕首横在项上。“辞修是国家的将军，将不畏死，我身为女子，却也不独活。”她说得掷地有声、毅然决然、面不改色。
宋美龄心疼干女儿，自然爱屋及乌，在蒋介石身边细数陈诚的战功。蒋介石当然不想真的杀了陈诚，于是顺水推舟，调派卫立煌接替。当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海之隔的台湾，遂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即刻赴台就职。
陈诚赶回南京，抱住谭祥痛哭。30多年后，谭祥在回忆录里写到那一刻：“男儿泪，不轻弹。与辞修相辅一世，此为首次落泪，亦为最后一次。夫从不许家人参与国事，此事迫急，却也是生平仅有的一次。”
只这一次，就救了陈诚的命，也成就了丈夫从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向一个成功政客的转变。
陈诚主政台湾时，谭祥相夫教子之外也积极从政，组织妇女联合会。在陈诚被所有人骂成“握着兵权的邋遢政客”时，她挺身而出，一句“危局之下，须得急症投猛药，乱世严政自不可循规蹈矩。要么你来试试，要么闭嘴”，给了丈夫最有力的支撑。她像一朵开在身后的花，香得妩媚，也香得安然。就如干娘所说，她是陈诚的紫丁香，那是千朵万朵的香，却只为一个人开得婆娑。
二
谭祥仅比宋美龄小9岁，却一直称其为干娘，因为她与陈诚的婚姻，就得益于宋美龄。
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与宋美龄关系很好，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介绍人，宋美龄称其为干哥。谭延闿经常到蒋府串门，每次拜访必带着三女儿谭祥。谭祥才貌双全，在美国与宋美龄一起留学，深得蒋介石夫妇喜爱，于是认作干女儿。谭延闿去世后，谭祥常到蒋府去，对蒋氏夫妇以爹娘相称，宋美龄将其视若己出，决定在国军将领中替她觅个夫君。战功显赫又与蒋介石同为浙江老乡的陈诚自然成了首选。
谭祥的婚礼本来定在1931年10月10日，求十全十美之意，无奈发生“九一八”事变，婚礼不得不延期到11月12日。可是战事多变，陈诚随部队越打越远，又未赶回来，不得已，又推迟到1932年元旦。
陈诚对这天能否顺利成婚仍无把握，为此，他甚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给谭祥的信中，他说：“如不辞职，实无他法使我俩过人生的生活……如真正有利于党国，我俩纵牺牲一切亦不足惜，但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说起来只有痛心。”
谭祥在信中回应：“国之一字，重过千斤，你我小家，岂能成为伟岸男子的负累？辞修当以国事为重，方不负我一片思君之心，他日恩爱也才会长久。”
幸好婚礼如期举行，由此谭祥成全了陈诚的戎马倥偬。陈诚的官越做越大，在谭祥面前却越来越恭敬，无论战事如何紧急，他每天都要与夫人通电话，告之战况，同时叮嘱夫人教育好孩子，孝敬父母。谭祥也不负所望，把陈诚的大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孩子上小学时，有一次吵着要坐陈诚的小汽车，说是同学都是每天用汽车接送的。谭祥说：“爸爸坐小汽车是在替国家办事，你们没有替国家出力，怎么能享受这种待遇呢？人有脚就是用来走路的，只有从小吃苦，长大了才能像爸爸那样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陈诚的长子陈履安在美国留学时，学费全靠自己打工挣，很多时候要停下学习去找工作，挣够了学费再继续读书。二儿子陈履庆先天高度近视，本可以免服兵役，但他还是和同学一起当兵。“我若是逃了兵役，人家不会说我是因为有病，只会说我享受了特权，那就不好了。”大女儿陈幸在美国留学时也极其低调，直到陈诚访美时，报上刊登了她与父亲的合影，同学们才知晓她父亲的身份。
子女们的品格，让陈诚敬重谭祥教子有方。
1964年9月，陈诚被确诊为肝癌。谭祥惊恐万分，当即命人封锁消息，不让陈诚本人和几个在国外留学的孩子知道。每天除了替丈夫给孩子打电话外，她衣不解带地陪在陈诚身边，陈诚不睡她便不离开。11月起，陈诚病情加重，她更是搬了一张躺椅在病房里，日夜守在榻前。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