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前两天出院时，开玩笑说这是抗癌一周年的纪念日，应该庆祝一下我们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于是我们一起去吃了老北京涮锅，他最近好这口儿。
去年“五一”后，老头儿确诊为肺部小细胞癌，中晚期。当时，只有老四一个人在场，听医生宣布这个冰冷的消息。
据我妈讲，老四那天下午从医院出来后便开着车到处乱转，一直到很晚。回到家后，他把烟一根根点燃，吸两口又摁灭，又不断地点，不断地灭。后来又怪我妈不细心，朝夕相处都没有发现异样。他整个人因为太痛苦，甚至连脸上的肌肉都有些扭曲。
确诊后的第三天，他才告诉我结果，我在电话里反复问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只好将医院的诊断证明发给我。我坐在公司洗手间的地上，蜷缩成了一团。
过了很久，我翻他的微信，才注意到确诊当晚，他拍了一张医院住院部的照片，只写了一句话：“一辈子都不想再来的地方。”
然而，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整年却成了医院的常客。
我大哥比我大20岁，老四大我10岁，一直以来，他们对我的手足情其实更像“小爸爸”的宠爱。这些年，他们给我的安全感不用多言。然而，当老头儿确诊后，我第一次看到哥哥们的脆弱和无助。
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在医院旁边的宾馆里哭成一团。原来，在老头儿面前，我们无一例外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他在，我们安心，他痛，我们溃不成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老头儿隐瞒了病情，告诉他是阻塞性肺炎。他没有怀疑。经过在医院20天的治疗，老头儿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高高兴兴地去三亚看海了。
从三亚回来，老四直接带老头儿去医院复查，其实是做第一次化疗。当时医生的意见已经很明确，如果不做，大概就剩6个月的生命期。而即使治疗，也无法保证效果。我们几个当时的意见很统一，要治。
然而，第一次化疗做B超检查时，老头儿就看到了自己的检查结果，脾气顿时变得暴躁。老四后来跟医生一起演了一出双簧戏，说那是制式表格，才让他平静下来。
第二次化疗时（20天一次），跟老头儿同住一个病房的大叔非常热情，不断地跟老头儿拉话，且直接说自己就是肺癌，是来化疗的。有一次我听见他跟老头儿对比他俩的药物，赶紧拉着老头儿去吃饭。
但那次之后，老头儿似乎就确定自己得的是癌症了。回家之后，他开启了自闭模式，消极地等待死亡，还美其名曰自己生无遗憾，不愿意在医院受折腾。
之后随着我开始运营“爸爸的苹果”这个项目，他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我身上，好像也逐渐习惯了生病这件事。
特别庆幸的是他对化疗基本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病灶得到控制，并且缩小。我们去医院的频率也从20天一次降到了30天、40天一次，甚至有过两个月才去一次的记录。连医生都很惊讶。
老头儿在医院逐渐有了自己的朋友圈，由于治疗效果显著，在病友中有了一个外号——“教授”。他在心理辅导方面的“工作”比较出色，以至于有个病友，每次去医院都要跟老头儿约好时间。
后来我逐渐明白，他在鼓励别人的时候，也是在开导自己。
除了病房，我在医院最常待的地方便是电梯口的那排椅子了，那个地方也紧挨楼道。
楼道在医院是一个树洞式的存在。
它除了承载交通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真实情绪的出口。所有在病房克制的情绪，在楼道里都得以释放。我曾经在那里用手指头把裙子抠出了一个洞，却毫无意识。
去年冬天，老头儿觉得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嚣张得不行，天天脚底跟抹了油似的，早出晚归摸麻雀（一种牌），刚开始是偷偷抽烟，到春节那段时间，牌场一坐一天，一天有时候能抽两包，我们怎么拦都拦不住，他的老伙伴们还在后面起哄说什么人生需尽兴。
对待他抽烟的态度，家里分成了两派，老大、老二、老三觉着爹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跟老四、老妈还有几个嫂子坚决反对。
开始咳嗽、胸闷，又感冒，去医院检查，果然又得了肺炎，病灶有扩大的迹象。这次也没有人督促，他自己把烟戒了。
3月份去检查的时候，老头儿知道了自己的病是恶性的，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
有次我进门撞见侄子躲在屋里边打电话边哭，我以为他是跟女朋友闹别扭了，便自觉退了出来。后来我俩聊天，他说是自己那天看到爷爷一个人在路上走着，很孤单的样子，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宽心，很害怕。
“一些关口是需要他自己去过的，我们其他人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我不知道自己安慰他的方式对不对，“我们有一天都会死，化为其他分子，存在于土壤里，散布于身边的每一寸空气里，可能又会组成其他生物。”
那段时间，我没有跟老头儿说任何安慰的话，直到那天我俩一起给树刮腐烂病时，他突然张口：“树的腐烂病，就跟人的癌症一样，治不好。”
“那咱俩在这儿干吗呢？你看这树都被锯掉一半了，每年还开这么多花儿，结那么多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