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官僚苛刻而著称的朱元璋相比，希特勒是一个再慷慨不过的帝国领袖了。
读《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我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杜月笙的影子：一位不治私财，不敲诈下属，反而无微不至地满足下属经济需求的“良心黑老大”。
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
在如何巩固党政军高层对他的忠心这个问题上，希特勒表现得特别朴实，一点都不整虚的。他依靠自己名下的小金库建立了广泛的私人“慈善圈”，用远高于国家正规工资的水平向他的亲信们发放各种馈赠和资助。
据说德军的高级将领起初对这位一战时的下士持鄙夷态度，而希特勒的回应则是以德报怨——砸钱改变他们的看法，他对陆军元帅人均赠送24万帝国马克。著名的凯特尔元帅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于希特勒与军队此种“钱浓于水”的联系，一位仇视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只能哀叹：“（希特勒）用一根黄金的、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希特勒的钱袋子对党政精英也同样敞开。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一下子就收到了元首100万马克的礼金。应该说，整个党政高层都感受到了元首的出手阔绰，生日礼金向来是10万马克起价的。当希特勒得知柏林警察总长参与了1944年的政变阴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认为此人背叛国家、背叛党之类的，而是愤怒地指出他曾多么慷慨地资助过这位叛徒。
更令人感慨的是，希特勒对那些失势的前纳粹高官也全无世俗的凉薄，甚至那些被希特勒亲自搞下台的，也能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或者干脆是一套别墅。
希特勒就是第三帝国这场腐败贿赂大戏的总策划。必须予以澄清的是，希特勒的腐败资金大多并不是贪污公款而来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德国工商界给“希特勒基金会”的募款。最特殊的是两笔钱：一笔是纳粹追随者去世前留给希特勒的遗产（指定元首为继承人），一笔是《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可以说，希特勒已经达到了“公私不分”的“无我境界”，为了收买帝国精英们，他竟然连私房钱都贡献了出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希特勒的带动之下，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此种腐败风潮。各路高官都建立了各自的私人基金，用以资助亲信，或者资助艺术家和科学家。《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展现了希姆莱的庞大“慈善帝国”，他帮党卫军干部们支付度假费用，甚至还做帮他们还债这么私人的事情，泛滥到连那些中低层的下属都“不放过”。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利用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
“老同志”的腐败福利
足以让纳粹全党感到振奋的是，纳粹式的腐败绝非高层的特权垄断，也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党上下。希特勒与纳粹高层对“老同志们”有一种慈父式的怀旧之情。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二号人物赫斯就发表讲话称：“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完备。”
在就业上，纳粹老党员们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用赫斯的话来说就是，“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纳粹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同志为名义，将几十万纳粹党员安排到了国内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上，仅帝国邮局一家，在几年间就接纳了3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当然，这些国家单位是不需要这么多岗位的，“老同志们”快乐地在其中“工作”。在私人企业中，资本家们也被迫雇用“老同志们”，纳粹甚至在招投标时，将雇用“老同志们”作为竞标成功的一项潜规则。更夸张的是，身为纳粹党员，在招投标中也能获得党和国家的特殊照顾，经常上演高价招标成功的奇迹。据说纳粹有明文规定：“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
全民的腐败狂欢
为什么德国民众可以容忍政治高层腐败，甚至纳粹的全党腐败？《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很直白地指出：“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
事实上，该书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对德国所谓的全民腐败有些语焉不详，其中的细节可以参见《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
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如果全民都参与腐败，并且能广泛地获得好处，那么，谁来提供其中所需的巨大资源？《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贿赂”普通德国人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掠夺被侵略国家的经济资源，来提供德国国内全民腐败的物质基础。
一战给普通士兵希特勒留下的最大梦魇就是前线物资的极度匮乏，以及国内的大饥荒与通货膨胀。以史为鉴，希特勒在二战中简直是近乎偏执地与经济专家对着干，对德国民众始终坚持“永不加税”的“仁政”。希特勒相信，只有不降低战时德国国内生活水平，才能获得德国民众的长期支持，才能避免一战末期后院起火的惨剧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