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也同样，”我说，“说不准明天就同样一命呜呼，对吧？”
“情况没那么简单。”博士在毛巾被里慢慢吞吞蠕动着身体，“那25人的死时间集中在半年里，也就是手术后一年零两个月到一年零八个月之间。25人全部死于那一期间。而惟独你在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今天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运算。这样，不能不认为只你一人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素质。”
“特殊是什么样意义上的特殊呢？”
“且慢。手术之后，你可出现过某种奇异症状？如幻听、幻觉、神志不清等等？”
“没有，”我说，“幻听幻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对某种气味十分敏感，大多像是水果味儿。”
“这点所有人无一例外。特定水果味对中继站是有影响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有影响。但作为结果，没造成幻觉、幻听和神志不清，是吧？”
“是的。”我回答。
“唔。”博士沉吟片刻，“别的呢？”
“这倒是我最近感觉到的：有时好像逝去的记忆重新回来了。此前由于支离破碎没怎么注意，而近来出现的则相当清晰而且持续时间长。原因我晓得，是水声诱发的。但不是幻觉，是地地道道的记忆，毫无疑问。”
“不，不是的。”博士斩钉截铁，“也许你觉得像是记忆，其实只是你本身捏造的人为的桥梁。总而言之，在你自身的主体性同我编排输入的意识之间存在极为情有可原的误差，而你为使自身存在正当化而力图在这误差之间架设桥梁。”
“不好理解。过去一次也没发生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因为我在转换中继站时解放了第三条线路。”博士说，“不过还是按顺序讲好了。否则很难讲清，你也不易明白。”
我又掏出威士忌喝了一口。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第一批8个人接连死去时，‘组织’把我叫去，要我查明死因。老实说，作为我虽然不愿意插手这桩事，但毕竟是我开发的技术，加之事关人的生死，不容我袖手旁观。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他们向我介绍了8人死亡的经过和脑解剖结果。如我刚才所说，8人的死法一模一样，全都死因不明。躯体和大脑毫无损伤，都如静静熟睡一般咽的气。简直同安乐死无异。脸上也全然没有痛苦的痕迹。”
“死因弄不明白？”
“弄不明白。当然推论和假定之类还是做得出的。毕竟接二连三死去的8人全是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不可能以偶然情况视之，而必须尽力采取对策。无论如何这是科学家的义务。我的推论是这样的——脑中设置的中继站功能是否迟滞、烧毁或消失从而导致思维体系发生混淆和大脑功能承受不住其力量的冲击？倘若中继站没有问题，那么根本症结是否在于解放意识核（尽管时间很短）本身？而这对于人脑是否不胜负荷？”说到这里，博士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停顿一会，“这是我的推论。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根据前后情况再三斟酌，死因或是二者之一，或二者都是。我觉得这样推测是最为稳妥的。”
“做脑解剖也没搞清？”
“脑这东西不同于电烤炉，又有别于洗农机，看不见接线和开关，改变的只是肉眼看不见的放电流程。所以入死之后，不可能取出中继站来检查。活脑出现异常可以判明，对死脑则徒呼奈何。当然，若有损坏或脓肿，自然一目了然，但无此症状，完好无缺，十全十美。”
“于是，我们把活着的10名实验对象叫进研究室，复查一遍。取出脑波，转换思维体系，确认中继站运转是否顺利。并详细进行了面谈，询间身体有无异常，有无幻觉幻听，然而没发现任何堪称问题的问题。身体全都健康，模糊运算作业也一帆风顺。这样，我们估计死的人可能大脑有某种先天性缺陷，不适合从事模糊运算。至于何种缺陷尚不明了，但可以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澄清，赶在施行第二代模糊手术之前解决即可。”
“但终归还是失算了。因为此后一个月又死了5人，其中8人还是我们彻底复查过的实验对象。复查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为时不久也那般轻易地死了。这对我们实在是沉重打击。26人中，已有一半莫名其妙地死去。如此下去，适合不适合倒是次要的，主要将带来一个根本性问题，亦即将两套思维体系交相转换使用这点对于大脑原本就是不可能的。据此，我向‘组织’提议冻结这个项目。就是说将中继站从依然存活的人的脑中取出，中止模糊运算作业。若不然，说不定全军覆没。但‘组织’说此事办不到，拒绝我的提案。”
“为什么？”
“他们说，模糊系统运行得极有成效，事实上已无法就此刹住而将整个系统重归于零。若果真如此，‘组织’机能势必瘫痪。况且又不是说肯定全体死光，如果有人活下来，不妨将其作为有说服力的标本进行下一步研究。于是我退下来了。”
“而且只我一个逃生。”
“是这样的吧。”
我把后脑壳贴在岩壁，怅怅地望着洞顶，用手心摩挲着脸颊茁壮的胡须。我记不准上次是什么时候刮的须。想必我的面目十分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