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时间才是修正我们眼光的精密仪器。这样的经验，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多年以后，发现某个人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坏，或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甚至，因为曾粗暴地对待过某个人，心生愧疚。
记得是我30岁出头的时候，当时孩子小，工作重，过得很辛苦。有个黄昏，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忙着做饭。正炒菜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说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我只好关了火，请他们进屋坐。原来，他们的儿子马上要从军校毕业了，他们想托我帮忙把儿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远的部队。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没这个能力。这是实话，同时以我当时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厌恶这样的事。我说既然考了军校，就应该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去部队锻炼一下没什么不好。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烦躁——锅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浑身脏兮兮的儿子，真恨不得他们马上离开。可他们就是不走，反反复复说着那几句话：“儿子身体不好，受不了太艰苦的生活……请你帮帮忙。”我看不松口他们是不会走的，只好说我去问问。他们两个马上眉开眼笑，立即从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拿东西，仿佛交定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计脸都涨红了，大声说不要这样。可是大妈把我按在沙发上，大叔往外拿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两瓶白酒，七八个砀山梨。他们走后，一个梨从茶几上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脚，把梨踢得粉碎，儿子也被吓哭了。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我去服务社看了下酒的价钱，然后按他们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帮这个忙的，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勇敢一点，不要再让父母出面做这样的事。然后把信连同钱一起寄了出去。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事，我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说我当时应该帮忙，而是后悔我的态度，我太不体恤他们了，那么生硬、轻蔑。我至少应该安抚他们一下，多给他们一些笑容。他们很可能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从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赶过来，东问西问问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厚着老脸来求一个年轻人，可我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对20多年前那个“义正词严”的自己，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为什么要过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若干年前的秋天，我应邀去一个小城采风。采风结束时，主人让大家留下“墨宝”，我连忙闪开。作为一个毛笔字写得很臭的人，遇到这种场合，除了逃跑别无他法。可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先生，却三番五次地来动员我，我一再说我不会写毛笔字，他就是不信。也许是我的钢笔字误导了他，我给他送书时写的那几笔，让他认为我的字不错。他说，你现在不愿写，那就回去写了寄给我。我以为是个台阶，连忙顺势而下，答应了。
哪知回到成都，他又是写信又是发短信，一再催问我写了没有。看来他不是客套，是真的想要。我看实在是躲不过了，就找出笔墨试着写了几个字，真不成样子。可他继续动员：“我们就是想做个纪念，你随便写几个字吧，写什么都行。”我便临时抱佛脚，练了三五天，然后找我们创作室的书法家要了两张好纸，并问清了应该怎样落款、怎样盖章，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寄了出去。过了十天，他来短信问我寄出了吗。我说寄出好多天了，他说没收到。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还是没收到。我说，也许是寄丢了吧。他说那太可惜了。好在，他没让我再写。
过了好多年，去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认真学写一下毛笔字，就找了个教学视频来看。一看才知道，我当初写的哪里是毛笔字，完全没有章法，就是在用毛笔写钢笔字。于是忽然明白：那年我寄去的“墨宝”肯定没丢，他肯定收到了，只是打开一看，出乎意料，根本拿不出手。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他只好说丢了。虽然我没去跟他确认，但心里已确定无疑了。
生活中藏满了秘密，而答案，往往挂在我们通往未来的树上，你不走到那一天，就无法看到。
再说个长点儿的故事吧。
1983年夏天，一个17岁的女孩儿跑到我刚刚就职的教导队来找我，告诉我她考上大学了。她是我大学实习时教过的学生，只教过40天。1982年秋天，我到一所县中学实习，教高二。我当时24岁，说一口普通话，充满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热情和浪漫。比如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全班学生朗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希望他们珍惜生命、珍惜青春；还比如，晚自习时，发现教室外的晚霞非常美丽，就停下讲课，让所有同学走出去，站在长廊上看晚霞，直到晚霞消失，然后让他们就此写一篇作文；我还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我的这些做法很对高中生的胃口，学生们因此都喜欢我。特别有几个女生，总围着我转，一下课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这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儿，就是其中一个。据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看她穿了一身很破旧的衣服，非常着急，问她：“你就穿这个去上大学吗？”她说她只有这身衣服，家里四个孩子，父母务农，生活很困难。我便把她带回家，从自己不多的衣服里找了几件给她。
这件事我完全忘了，只记得她来看过我。20多年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打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裘老师，我好想你啊，我一直在找你。裘老师，你知道吗，我上大学时你送我的那几件衣服，我一直穿到毕业。后来我们家情况好些了，我就把你送的衣服洗干净包起来，放在柜子里。每次搬家我妈妈都说，这是裘老师送的衣服，不能丢。我们搬了五次家，这包旧衣服还在我们家柜子里。”
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不啻是领到了上天的奖赏。
而这个当年的小姑娘、如今的高中数学老师，仍在源源不断地奖赏我：她亲手剥花生米寄给我，亲手灌香肠、做腊肉寄给我，亲手绣十字绣寄给我……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挡不住她做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