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他穿上衣服要走的样子，着急地上来拉住他，“怎么，你要走？”他让她滚开，她反而蛮横地挡住他的去路，“钱呢？你还没给钱！”
他说：“是谁喊你来的你就去找谁要钱。”
她说：“他们都走了，我去找谁要钱。”
他说：“那是你的事，反正我身上没钱。”
她威胁他：“那我就这么光着身子跟你走，你去哪里我跟到哪里。”
他认为自己是不可能这么一走了之的，门外面一定有几条狗盯着他呢，让他们去对付她吧。所以他没理她，一把推开她，夺路而走，出了门。她还真的跟出来了，惊惊乍乍的，好像就怕人不知道她光着身子。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等人冲出来拦他，结果一路走去，不见一个人影，声音都没有。已经凌晨四五点钟，妓院也安静下来了，楼上楼下见不着一个活物。就这样，他们像一对冤家，吵吵闹闹，拉拉扯扯地从楼上下来，穿过大堂。最后，他都已经拉开大门，转眼就要走掉了，还是没有人出来拦他。唯一拦他的只有她，嚷着要钱，要钱，要钱。
没办法，他只好摘下手表给了她。这手表是上校在德国买的，贵着哪，要论价至少可以睡她一个月，而他其实连碰都没有碰她，显然是让她占了大便宜。她拎着手表，乐颠颠地回屋去了。他不相信那些人会让他走掉，他们一定在门外守着，汽车里，或者猫在哪里。他等着他们出来抓他，押他。可没有，真的没有。出门没有，走过一条街也没有，两条街还是没有，回了家依然没有，仿佛他真像是去逛了一趟妓院。
这事情他怎么也想不通，直到见到了杜先生。
六
杜先生是一号院的人，又是三号院的后台老板，马上又将是五号院的背后老大。当时重庆有四大秘密权力机构，俗称“四院”。一号院当然是蒋委员长的，二号院是汪精卫的，三号院是一号院的“暗室”，四号院是二号院的“密室”。这四个院落在行政编制上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可以左右、影响诸多大小事务，国家的、党务的、军事的、行政的，无处不受它们的制约。当时陆上校是三号院的人，该院对外称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七办公室，主任由杜先生兼任，常务副主任姓傅，是个中将——可见级别之高。陆上校是该办公室第三处处长，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说白了，是帮助委员长私人找寻异己力量的。
几个月前，陆上校在赴任该职之前，曾接到杜先生的电话，但人却从没有见过。在陆上校的想象中，杜先生应该是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因为他的声音即使在电话上听起来依然震耳欲聋。但事实上，杜先生怎么看都是文弱的，个儿不高，块儿不大，戴眼镜，发谢顶，迈小步，抽纸烟，穿布鞋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朴素的知识分子。
这一天，是绑架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陆上校刚从医院回到家，他的副官小许就驱车上门把他接走了，说是局长要见他。局长就是常务副主任，三号院的实际头脑，可能是副主任的称谓和他行使的权力有点不吻合，太文绉绉了，私下里人们都习惯喊他局长，不带姓的。为什么？因为他姓傅，又因为名义上杜先生兼任着局长，叫他傅局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傻。
到了单位，陆上校在车里就看见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停在他们的办公楼下，位置特殊，和上峰局长的专车并排停在一起。
上校问：“那是谁的车？”
副官答：“不知道。我走的时候没看到这辆车，说不定是哪个大人物的，看来今天不光是局长想见您哦。”
副官说着笑笑，他的主官却笑不起来，他阴沉着脸，回顾着连日来发生的奇怪事，心里有点忐忑。车停了，他没有马上下车的意思，对副官试探性地问：“我的事，这楼里大概人人都在念叨吧。”
副官如实说道：“嗯，大家都在猜测绑架你的到底是哪一路人。”
上校没好气地说：“当然是鬼子。”
副官讪讪地笑：“是，我也跟大家这么说。”
可如果是鬼子，又凭什么好好地放人了？陆上校想，这是个问题，他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问询，自己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次遭遇也感到一头雾水。也许，局长紧急召见他，会告诉他一些情况……他这样想着下了车，看着熟悉的办公楼，竟然有些陌路的恍惚，双腿有些发软，迟迟迈不开步子，好像是置身于异地险途。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走进局长办公室。
局长站在桌子旁，正对着他的座椅在低声说话。仔细一看，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侧着脸，低着头，从上校的视角一时看不到他的正面。不过，从局长难得一见的谦卑表情和口气来看，此人来头不小。
上校上前，一个立正，报告：“局长，我来了。”
局长迎上来，看看他的伤口，问道：“怎么样，好些了吧？”
不等上校做答，椅子上的人站起来，看看他，说道：“他们下手真狠啊。”因为个子矮，他站起来也并不显得高，但高人一等的派头是明摆着的，他目中无人的目光，他底气十足的声音，他反剪着双手的样子，他的金丝眼镜，他的平底布鞋，他的纹丝不乱的稀疏的头发。
局长的目光一直紧随着此人的目光，一边对上校笑道：“还不赶快行礼，不认识吗？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