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语（第九章）(2)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德利被从国务院调到陆军部，组建军情八处（MI-8），专门负责密码破译工作。亚德利很快向情报破译部门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并从上尉升到少校。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停战的一年多时间里，军情八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共破解外国政府一万零七百三十五条电码。战争结束后，亚德利奉命留在法国首都组建一支附属于“巴黎和会”的美国密码破译小组。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亚德利回到美国，开始争取军情八处能在和平时期继续其破译工作。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局长的密码局，编制大约是五十个破译员，预算为十万美元。几天后，国务院及陆军部同意共同出资成立这个机构。五月二十日，这个后来被广泛称之为“美国黑室”的部门问世。在历经多次重组和演变后，这个机构最终成为今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巩予炎和罗荔丹的译笔实属上乘，但无法改变亚德利多舛的命运。随着哈伯特·胡佛入主白宫，任命保守的享利·史汀生掌管国务院，亚德利辉煌的事业步入了尽头。新任的国务卿以“绅士从不偷阅他人信件”为由，永久性地关闭了美国黑室，把亚德利当不良分子丢在了社会上。这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天起，亚德利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情况，詹姆斯·班佛依然不乏了解：

　　一九三六年，一系列的小冲突似乎暗示世界即将经历又一次的大战：德国把军队开入了莱茵非军事区；佛朗哥在西班牙举起了叛乱的大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欧洲现在的形势，这比我们有生之年的任何时期都要黑暗。

　　在亚洲，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七月底攻陷北平和天津；随之而来的是对上海的狂轰滥炸，以及南京大屠杀。随着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带领他的军队后撤，并将首都移到遥远的重庆，他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同情。罗斯福总统很同情他，但是总统有许多顾虑，不想触怒日本导致报复，所以美国政府的支持仅限于向走投无路的中国提供武器。

　　在技术含量与日俱增的战争中，蒋介石发现他急切地需要情报，特别是电码情报。他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了解行内最有才华但也最臭名远扬的亚德利，能否再次在破译日本密码上创造奇迹。这时的亚德利定居在皇后区，他对投机地产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他的脑袋怀念着密码的挑战，他的双手渴望着破解答案。当中国助理武官肖勃少校问他是否愿意到重庆时，他兴奋不已。但是，他仍然精明地将工资抬高到每年一万美金，才接受中方的邀请。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与肖少校多个月的秘密接触后，亚德利化名为一个叫赫伯特·奥思本的皮草出口商，悄然离开美国，踏上了中国之旅……

　　二

　　一分钱一分货，你如此高昂的身价，又是委员长钦定的“贡品”，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该是凡人。非凡之人自然要给予非凡的礼遇，所以杜先生要亲自接见，要送国礼（郑板桥的画和蜀锦），还要送车。

　　同时，非凡之人也要接受非凡之要求，行非凡之大事。所以，第一次见面，杜先生在给足海塞斯面子之后，回到办公桌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开始给海塞斯下达任务：

　　“尊敬的海塞斯先生，如果您不是陆所长的属下，您就是我最珍贵的客人，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无礼不成敬，为了表达敬意，什么样的礼节我都会尽到，陪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我都乐意，且保您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现在您是五号院的栋梁之材，擎天之柱，换言之即是我的战友，最最重要的战友。现在保卫武汉的战役正陷入白热化，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快守不住了。武汉是我们的战略要地，那里有汉阳兵器厂等一大批军工厂，我们必须给他们创造一个转移和撤退的时间。

　　如果撤退不下来，大批军工厂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今后我们持久的抗日战争就无从谈起。所以，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再坚守两个月，六十天。”

　　海塞斯同样面色严肃地望着杜先生，等待着他下面的话。

　　杜先生接着说道：“我刚从前线回来，形势非常严峻啊，敌人已经纠集了九个师团、三个特种旅和航空兵，共计重兵二十五万，从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向武汉包抄而来。我方虽已调动一百三十个师，近一百万兵力准备死守武汉。但是战线太长，敌人神出鬼没，防御遭到极大的挫折。现在，马当、湖口两要塞在敌人海陆联合进攻下已经失守，武汉已处在六路敌军的包围中，势若累卵，危在旦夕。能不能坚守两个月，就看您能不能告诉我，这六路敌军谁可能最先向武汉发起攻击。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敌人的进攻步骤，知道了谁先谁后，才能集中兵力，以多敌寡，进行严防死守，才可能拖住敌人。告诉我，您行吗？”

　　“给我时间，我相信可以的。”

　　“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海塞斯笑了，“将军阁下，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不爱开玩笑。”杜先生异常严肃，伸出两个手指，“两天，我最多再给你加两天。”

　　“也不行，两周差不多。”

　　“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你也没有退路。”杜先生目光炯炯，死死看着对方，坚定地说，“你必须行，不行也得行，因为拜托你的不是我，而是站在我身后的泣血流泪以望苍天的四万万中国同胞！”

　　海塞斯想，好吧，既然你已经不给我退路，那么争辩也没用，就答应吧。答应了，他又马上想，这些人真愚蠢，做的梦都戴着傻瓜帽。他嘴上答应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他没工夫跟这群蠢猪啰唆。

　　当然，他也很清楚，如果运气好，他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完成任务的。所谓运气，有些是上天给的，是遇到的，有些是自己去找来的。这么短的时间，遇是不行了，遇是要时间的。守株待兔就是遇，碰上了就是运气。但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只有去找。

　　去哪里找？

　　报库，那里堆积着数以万计的日军电报，有的是从长沙带来的，有的是最近抄到的。回到五号院，他吩咐助手阎小夏去报库调来进攻武汉的日军各部最近一个月的电报流量情况，要求他制成一个敌军电报流量进程表，自己则去分析科调走了他们的分析日志。

　　破译处下面设有四科一室，分别是：破译科、分析科、计算科、资料科、报库（室）。中心当然是破译科，其他都是围着它转的。分析科就是冯警长的义妹马姑娘生前的供职之地，现在这里只剩下了她留在日志上的笔迹。日志上共有五个人的笔迹，包括刘科长，还有那个把木桶想象成男人的钟女士。海塞斯用了两天两夜，总算看完了八本厚厚的日志。他看完最后一本日志时已经是第二天夜里一点多钟，他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分析日志给他的信息和助手阎小夏给他提供的围攻武汉之日军各部最近一个月的电报流量反映的资讯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经验告诉他，这样他可以下个冒险的判断。所谓冒险，是因为这判断缺乏技术面的支持，但三天或者五天的期限怎么可能指望得到技术面的支持？这是没有退路的进攻，孤注一掷也好，断臂求生也罢，他别无选择，也就有了唯一的选择。他用十五分钟拟了个情况报告的大纲，给助手留了言，丢在桌上，准备回去好好睡个觉。下楼后，在走廊上遇到了值夜班的钟女士，两人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交臂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