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注疏成都府学主乡贡傅注奉右撰
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圣人蕴大圣德，生不偶时，適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僣乱，礼乐崩颓。居上位者赏罚不行，居下位者襃贬无作。孔子遂乃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虑虽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说《孝经》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谨其法。故《孝经纬》曰：“孔子云：‘欲观我襃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是知《孝经》虽居六籍之外，乃与《春秋》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为曾参所说”，此未尽其指归也。盖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为请益问答之人，以广明孝道。既说之后，乃属与曾子。洎遭暴秦焚书，并为煨烬。汉膺天命，复阐微言。《孝经》河间颜芝所藏，因始传之于世。自西汉及魏，历晋、宋、齐、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虽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传行者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义疏》，播於国序。然辞多纰缪，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诏群儒学官，俾其集议。是以刘子玄辨郑注有十谬七惑，司马坚斥孔注多鄙俚不经。其馀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撮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注成，颁行天下，仍自八分御紥，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台《孝经》是也。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御制序并注
[疏]正义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参陈孝道也。汉初，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至刘炫遂以《古孝经·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闺门》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按《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又按《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畜养也。”《释名》云：“孝，好也。”《周书》：“谥法至顺曰孝。”总而言之，道常在心，尽其色养，中情悦好，承顺无怠之义也。《尔雅》曰：“善父母为孝。”皇侃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经之创制，孔子所撰也。前贤以为曾参唯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於间居，因得侍坐，参起问於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孝经》。寻绎再三，将未为得也，何者？夫子刊缉前史而修《春秋》。犹云笔则笔，削则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辞。按《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斯则修《春秋》、撰《孝经》，孔子之志、行也。何为重其志而自笔削，轻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馀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若疑而始问，答以申辞，则曾子应每章一问，仲尼应每问一答。按经，夫子先自言之，非参请也；诸章以次演之，非待问也。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而开宗题其端绪，馀音广而成之，非一问一答之势也。理有所极，方始发问，又非请业请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则下章云此之谓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顺民，皆遥结道本，答曾子也。举此为例，凡有数科，必其主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问，更自述而修之？且三起曾参侍坐与之别，二者是问也，一者叹之也。故假言乘闲曾子坐也，与之论孝。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语尽无更端，於曾子未有请，故假参叹孝之大，又说以孝为理之功。说之以终，欲言其圣道莫大於孝，又假参问，乃说圣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论敬顺之道，未有规谏之事，殷勤在悦色，不可顿说犯颜，故须更借曾子言陈谏诤之义。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杨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若依郑注实居讲堂，则广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岂凌人侮众，独与参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参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诸生，又有对者，当参不让侪辈而独答乎？假使独与参言，言毕，参自集录，岂宜称师字者乎？由斯言之，经教发极，夫子所撰也。”而《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谓其为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斯皆误本其文，致兹乖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郑玄之《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其言虽则不然，其意颇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独假曾子为言，以参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万行俱备，称为人圣，则凡圣无不孝也。而家有三恶，舜称大孝，龙逢比干，忠名独彰，君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虽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严也。耘瓜伤苗几殒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兹，固非参性迟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审考经言，详稽炫释，贵藏理於古而独得之於今者与。元氏虽同炫说，恐未尽善，今以《艺文志》及郑氏所说为得。其作经年，先儒以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为证，则作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案《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据先后言之，明《孝经》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钩命决》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则《孝经》之作在《春秋》后也。○御者，按《大戴礼·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为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然则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辔之御刚马也。《家语》亦有此文，是以秦、汉以来，以御为至尊之称。又蔡邕《独断》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於身，饮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寝，皆曰御。至於器物制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制者，裁翦述作之谓也。故《左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谓之制。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制也。玄宗，唐弟六帝也，讳隆基，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时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谥曰明孝皇帝，庙号玄宗。开元十年，制经序并注。序者，按《诗颂》云：“继序思不忘。”《毛传》云：“序，绪也。”又《释诂》云：“叙，绪也。”是序与叙音义同。郭璞云：“又为端绪。”然则此言绪者，举一经之端绪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释经指，使义理著明也。言非但制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近古皆谓康成。而晋魏之朝无有此说。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晋末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於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至魏、齐则立学官，著作律令。盖由虏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经非郑玄所注，其验有十二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至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诚，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君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注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唯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注《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议》、《释废疾》、《发墨守》、《箴膏盲》、《答甄守然》等书，寸纸片言，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玄碑铭》，具称其所注笺驳论，亦不言注《孝经》。晋中经薄《周易》、《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玄；至於《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玄”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注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经》则有评论。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师有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玄所注时明，其验六也。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叙《春秋》亦云“玄又为之注”，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於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无《孝经》；唯范氏书有《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注书，好发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经注》者，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验，易为讨核，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后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於世。观言语鄙陋，义理乖谬，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甚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被流行。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故开元七年敕议之际，刘子玄等议，以为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焕发，校其短长，必谓行孔废郑，於义为允。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作。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晔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玄，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虽数处小有非稳，实亦未爽经言。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时，有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案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连上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久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之应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徒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与郑氏所云分别五土，视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优劣悬殊，曾何等级！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而废郑注，理实未可，请准令式《孝经》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诏郑注仍旧行用，孔传亦存。是时苏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发明古义，奏议排子玄，令诸儒对定，司马贞与学生郗常等十人尽非子玄，卒从诸儒之说。至十年上自注《孝经》，颁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