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对创业有利的个人条件罗列出来：胆识、体力、知识、技能、意志、创造力、容貌，还有“爹”。
“爹”的意思，就是阶层再生产。社会结构日趋定型，意味着社会流动困难，人们的未来逐步被“封顶”。王健林的名句“定个小目标，先赚他一个亿”风行一时，被人们当作娱乐资源争相传播。其实这在心理上是有隐秘的原因的——自己早已被这种财富游戏开除了，娱乐性的围观只是一种掩饰被剥夺感的表现。
当然，中国的社会流动放缓，是在相当一部分人获得阶层提升、绝大部分人物质处境得到明显改善之后的放缓，立足于接近“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这就回到“轻易生存”这一根本因素，再加上“上升困难”这一现实条件，一部分年轻人的奋斗欲逐渐熄灭便顺理成章。
杞人忧天？
资本经济时代的确让最好的那一部分机会成为阶层特权，但它并不影响那些它瞧不上的领域，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时代的玩法彻底失效，“积累—投资—利润—再投资”的财富创造模式仍有生存空间。只不过，人们很难再“从摊主到董事长”，而变成“在跑步机上运动”。
积累变得非常艰难。对社会中下层人群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
普通城市中产阶级处理完住房、车辆、医疗保障、孩子教育等基本需求后，收入所剩无几。
和20世纪末不同，今天消费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人生观，已经很少有人能为了更长远的、成败未定的计划去克制眼前的欲望。比如我们经常注意到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对家庭责任缺乏担当，对未来完全茫然，一次次更换新一代电子设备是他们收入的主要去向。
从大院杂处到同层聚居，那些将“赚它一个亿”视为“小目标”的上层玩家与中下层没有任何现实交集，但他们的财富膨胀方式具有强大的外扩性，会间接影响中下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在社会动力的燃料中，注入“剥夺机制”这一添加剂。我们不难在身边找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白领，也可能是摊主、店主、模特、公务员，他们想要在城市里买一套房子（动力），于是开始省吃俭用存首付，但存的时间越长，离首付金额越远（剥夺）。
一些人可以依赖父母的供给生活，另一些人则寻找一种最容易保证生存的途径，如董明珠所说的那些在家开淘宝店勉强生存的年轻人。
后方保底、前路迷茫、动力机制被剥夺机制中和，这些客观现实构成了浸泡“萝卜”的“盐水”。因此，一些年轻人的“变软”，不是源于天生的意志缺陷，而是一种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理性选择。
几乎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有“沦陷”的倾向。就经验而言，“这一代人或将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隐患”这种预测，都被历史证明为多虑，中外皆然。
比如，机器人逐渐普及，未来的实体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资源配置者便可完成高效率的生产。而少量劳动即可创造巨大财富，这一趋势也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的理想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涌流的财富怎样和每一个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