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们甚至一整天都坐在沙发里，固定的姿势，固定的位置，看着同一个频道。有时候从视频里听到朱军或者朱迅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个已看过几遍的节目，但他们还是盯着荧屏，说不上感兴趣，也说不上不感兴趣。
这时候我会忍不住打个电话过去，给他们介绍几个时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但家里的电视没配数字机顶盒，不能看回放，而电视剧已经播过开头了。这时候我会说：“等我回去给你带光碟。”父亲“嗯”“唔”地应着，听到这句，飞快地插话：“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问得语塞，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唯唯诺诺地搪塞几句，匆匆挂掉电话。
安装监视器半年后，很少打电话的弟弟，有一次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他什么事，弟弟东拉西扯了一会，终于下了决心，斟词酌句地说：“你看了吗？老头老太太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我随口回答：“那怎么了，不坐在那里能干什么？”说完，我就沉默了，我心里清楚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安装监视器的时候，我们仅凭电话沟通，父母那边总是热闹的——院子里谁家添了个孙子，白白胖胖的，好玩；医院的老同事来家里看他们了，小时候还抱过我；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今年花开得特别多。我们这些身处忙碌中的人，想当然地认为，父母的日子跟我们一样忙碌不堪，每天没有闲暇。
安装了监视器后，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被大段大段的空白铺满的。这些空白是荒芜的原野，没有庄稼，收割不了希望。
母亲撒谎说保姆偷东西，是想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参与她平淡如水的生活。那片荒芜，不是干净的地面和洁净的桌椅所能填补的。监视器把这荒芜的真相，摊在我们姐弟三人眼前。身处异乡的我们远远看着那大片的荒芜，静静地、日复一日地吞噬着衰老的父母。
本来，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心安，但安装了监视器以后，我们姐弟三人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被划过父母生命的每一次滴答声弄得焦虑和内疚不堪。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子女，年轻时远走异乡，无论混得得意还是失意，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