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身于富裕之家的张可常穿淡蓝色布袍子、学生皮鞋，朴素平和，波澜不惊。唯有她清秀的脸庞、清澈的眼神，透出大家闺秀的儒雅温婉。她醒着时几乎都在读书，18岁便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作《早餐之前》，并在该剧中出演女主角。
她19岁时，正值抗战爆发。作为暨南大学演剧队的主力成员，张可常随队去各地演抗战剧目。
王元化是家中独子。他少年得志，恃才而骄。十七八岁时，他已加入共产党，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编剧。一天，他到一个黄姓同学家商量剧本的事，听说暨南大学演剧队来到上海，于是急着要见识一下。
张可当时就在这个同学家的后花园排戏，听说才子王元化到访，便很有兴致地与他交流了一下抗日心得。
“她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再到后来，她都不喜欢修饰。偶尔把头发梳个辫子盘到头上，就算很时髦了。”年老时的王元化回忆起初见，还满脸笑容，记忆犹新。
王元化当时穿着“中西结合”的西裤，中间没有裤缝，一双大大的皮鞋。张可笑着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的裤子就出来了？”
王元化怔怔地看了她好久，然后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剧本修改完之后，他们去了雁荡路的复兴公园。王元化没带钱，让张可买两张门票。张可抿嘴笑了：“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怎会这样抠门？”然后她就西方和中国传统的两*关系理念，一连问了3个问题，弄得清华才子哑口无言。初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不过，张可的哥哥张满涛与王元化关系很好，总在一起讨论话剧。身为剧组成员，张可也总是随哥哥到场。所以开头虽糟糕，但他们的感情还是渐渐深厚起来。
二
实实在在的爱情无须华而不实的东西点缀和帮衬。1948年，上海慕尔堂，王元化与张可以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出生了。
张可转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做了老师。当时上海的所有地下党员要重新登记，张可没这样做，自动放弃了党籍。最艰苦的阶段过去了，她投身革命只为顺应历史，并不想从中捞取好处和资本。
张可的淡雅不争获得了丈夫的支持。王元化欣赏亦自豪，“她对世事的态度永远轻描淡写，似乎只是个看花人，并不负责花枝招展抢眼光”。
王元化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所以一切家务都落到张可肩上。洗衣煮饭，安排大小事务，甚至每天往丈夫口袋里放些零钱，然后提醒他：“这钱可不许请别的女人逛公园哦。”王元化就嬉笑着揉揉她的头发。
一天夜里，王元化突然被人从上海武康路的家里带走，几天没消息。张可带着儿子找到单位，被告之不能见丈夫。
他的家也被再三洗劫，一向隐忍的张可被人用《庄子》打脸，且要她供出丈夫的罪行，但她一言不发。她被迫搬出家，与别人合住一套房子。她天天去教堂祈祷，重复地念《圣经》中的那句：“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三
1957年2月，王元化终于回到了家。他张开胳膊想抱儿子，儿子望着眼前歪着嘴角的男人，竟“哇”的一声哭出来。他被确诊为心因性精神病，幻听幻觉十分严重，每晚需要服用大剂量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几个小时。
张可知道丈夫是以精神生活为重的知识分子，追求内心的丰富和高雅是他最渴望的。她找来一个偏方：莎士比亚。病情好转一些之后，王元化开始在妻子的帮助下，一同翻译、研究莎士比亚。
有时，王元化会固执己见，批评莎翁的作品这里不好，那里欠佳。张可浅笑，也不争论，只淡淡地说：“你看这一段（《奥赛罗·第四幕》）——‘要是上天的意思，让我受尽种种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痛苦和耻辱加在我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
她的引用瞬间让王元化产生共鸣，他写了一组10万字的莎翁作品论文。张可用小楷规规矩矩地誊到稿笺上，再做好封面，裝订成精美的线装书。
张可负责翻译，王元化负责润色和校对整理，再由张可装订成册。那是一个不可能出版的年代，夫妻二人却手工写出数十万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如同他们一丝不苟的人生。
精神的丰盈仍无法让生活安稳，王元化得了肝病。张可卖掉自己的首饰，给他买来黄豆、鸡蛋增加营养。后来王元化右眼失明，张可动用关系，请来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治病。
“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元化的“旧案”被重新翻出，他被下放到农场，他每天歇斯底里地在田垄上砸碎一切他见到的东西。张可也受到牵连，失去了工作，拿不到工资，甚至因高血压晕厥也不许看医生。
即便如此，张可依然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她知道，丈夫近乎天真的性情不能失去支柱。那些年月里，王元化两次精神失常，又两次奇迹般地康复。张可自己却撑不住了。1979年6月，她突然中风，昏迷8天之久。醒来后，她智力严重受损，只能进行简单对话。王元化手足无措，孩子般号啕大哭。
哭了两天，王元化突然明白一件事，遇事只知叹息的自己应该死去了。这一次，他和妻子的位置将要调换。对妻子来说，这是倒下；对自己来说，这是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