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房是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里面装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还有农具、皮货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尤其仓里的粮食，那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是多是少，不可外泄。仓房没有窗户，只在接近屋顶的高墙上，开了两个通风用的小洞口，房子里，黑得啥都看不见。我们小的时候，谁也不敢进去。门用很大的铁锁锁着，钥匙在母亲那里。有时，她打开门，进去摸索半天，端出一盆苞米或麦子。仓房里装着我们家一年的粮食，有时是好几年的粮食，粮堆顶到了房顶。个别的年成，仓里所剩无几，我们节省着吃，半饱半饥，熬到又一年的麦子成熟。
无论多少，粮食都被锁在仓房里，就像我们一家人躺在那些长夜里。我们的睡眠像粮食一样，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们梦见什么，也没人知道我们没梦见什么。当这一家人安静地睡着，谁敢说他们只是简单地活着？他们像被伐倒的树一样，横躺一炕的长短身体，仅仅是为睡好了再起来干活吗？在这场意味深长的睡眠中，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从土炕上坐起来，穿好衣服，梦幻般地飘走。在外面，他看到月光将村庄和田野映衬得同白天一样。
父亲和陈吉民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天黑后说定：我们家五间大房子、两间小耳房，加上牛圈，总共卖七百八十块钱。父亲想争到八百块钱，费了很多口舌，没争上去。晚上，一家人在油灯下吃饭，父亲说：“陈吉民太心细，把我们家房顶的椽子挨个数了一遍。”
“数了多少根？”我问。我们天天躺在屋顶下面，也没数过有几根椽子。
“他数了八十七根。”父亲说。
“不过，仓房里的没数上，屋里太黑，看不清。我说二十根，陈吉民不信。出来数了屋檐下的椽子头，只有十五个椽头。其实两个是假的，盖房时压上去的。幸亏仓房里看不清，都是些烂椽子，要是看清楚了，说不定他还不出这个价呢。”
我记得最清的是，父亲和陈吉民站在外屋讨价还价的情景。
“光屋顶这根木头，就能卖一百多块钱，”父亲说，“村里人谁不知道我这根木头，早先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块钱，我都没卖。要是拆下来，二百块都让人抢掉了。”
那是我们家房顶上最粗最直的一根木头，盖房时，父亲将它刮得光光溜溜，特意担在里屋的顶上，让人一进门就能看见。
这根木头，确实为我们家长了不少面子。我听到不少人坐在我们家炕上聊天，不止一次赞赏过这根木头。他们围坐成一圈，边抽烟边说些人和牲口的事，说到没话处，便有人扬起头，对着屋顶赞叹几句。无非是赞叹过多少遍的那些话：
“这根木头真直。”
“做啥都是根好材料呢。”
“就是，就是。”其他人赶紧帮几句嘴。话题自然引到木头上。父亲满脸放光，腰也挺直了。他扬起脸，把那根让他引以为豪的木头，从这头看到那头，把他弄到这根木头的经过添油加醋地叙说一遍。父亲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会加一些新内容，每次都能让人听下去。只有母亲不耐烦，她坐在炕的另一头纳鞋底，听到父亲吹牛，便会奚落几句。
我们兄弟几个，在地上或院子里玩耍，有时也会坐在大人们身后，悄无声息地听一下午，有时听到月明星稀。
母亲不喜欢那些男人，说他们都是来混烟抽的。他们从来不带烟，烟瘾犯了，就来找父亲聊天。父亲话越多，他们越高兴，反正没事情，熬时间，时间越长，越能多抽几根。“你吹牛呢！”陈吉民不相信父亲的话，“别看这根木头又粗又直，说不定里面早空了。胡杨树长到这么粗，一般里面都长空了。要拆下来，没准只能当柴劈。”
“我还没听见谁说这根木头不好呢。你说它空掉了，我让你听听。”
父亲生气了，他从外面拿来一截木头，对准那根最粗最直的木头，狠劲地捣上去。只听到空洞而沉闷的一声巨响，我们全惊呆了。这幢房子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响声。房梁上的尘土、草屑，簌簌地落了一炕一地。
陈吉民家最终没有福氣住进我们家的宅院。或许是缘分，这院房子注定由光棍冯三独守着，年复一年地破败下去。
原来，第二天一早，陈吉民来送定钱，见我和父亲正在砍房边上的一棵柳树，他不愿意了：“已经说好把房子卖给我，这些树就全是我的。你要再砍，我可不愿意。我昨天已经数过了，大大小小一百八十七棵，交房子时少一棵，我都不愿意。”
父亲愣了半天，才回过神。
“啥，你说啥？我卖房子，又没卖树。房前屋后的树，我都要砍掉带走。”
“我买房子，就是看上了这些树，要没这些树，五百块钱我都不要呢。”
两个人说着说着，吵骂起来。吵到后来，父亲一生气，不卖给陈吉民了，再贵也不卖给他。陈吉民也不买了，再便宜也不买了。
两个人成了仇人。
两个月后，我们全家搬出黄沙梁。光棍冯三住进这个空荡荡的大院子。全部房子作价五百五十块钱，卖给冯三，能成点材的树，都被我们砍倒拉走了。房子前面和左右林带仅剩下几棵半大的小树，那是留给冯三的。我们砍树时，冯三一直站在旁边看。我们砍了一整天。我们每年都在房子周围栽树，栽了十几年。我们走进这个家园时，只有房前屋后长着两排树，现在前后左右都已绿树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