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小伙王冬在四川崇州打工，在准备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骑电瓶车在路上撞倒一位老人。老人没纠缠他，而是让他走，但王冬留了下来，叫救护车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病情恶化，王冬把妻儿从老家接到崇州，与老人的儿子一起，担负起照顾老人的职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问得最多的是这句话：“为什么当时你不走？走了也许就没有这么多麻烦和负担。”我知道，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这恰好是这个事情最核心的环节。我们被“扶不扶”的问题纠缠得太深、太久，钱、时间、责任……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哪个都要命。所以，在看到王冬和老人做出这种选择时，我们都不能理解，还要反复追问。
我是带着复杂的思绪，去采访几个单纯的人。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即便已时隔多年，依然仿佛历历在目。
王冬在撞了老人后，其实有几次机会可以走，并且不会被发现。
2012年11月6日，王冬从打工几年的工厂辞职，到街上为父母、妻儿选购礼物，准备第二天一大早离开成都，回到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大坡乡的老家。晚上7点多，他骑着电瓶车带着礼物返回厂区宿舍。初冬的天黑得很早，只能靠昏暗的路灯骑行，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个人，想躲时已经来不及。电瓶车把人撞倒了，王冬也磕破额头。他赶紧过去看，是位老人，60岁上下。
“您有没有事？”他问完，随手在老人头上一摸，湿乎乎的——老人的头磕破了。“你走吧，我没事，去街上缝几针就行。你走吧。”昏暗中老人催他走。王冬问出老人目前孤身一人，儿女不在身边。天黑了，四下没人，被撞的老人也没亲没故，关键是还允许他走。
“要是那时走了呢？”我问他，“想过走没有？”王冬说：“没有。除非他有子女能过来，带着去检查，确认没事，我才能走。如果我把他留在那儿了，他真的有事，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人家。”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当时的一切都为他提供了走的条件，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小伙子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听老人的话——走。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能回贵州老家，见到很久没见的父母、妻子和小女儿，不会再与这里有任何关系。再说黑暗中老人也说自己没什么事，还亲口说让他走，走是没问题的。如果不走，就要陪老人去检查，要花钱，要花时间。然而王冬没有走，他马上打电话叫来救护车，陪着老人去了医院。
我问他：“是不是注意到周围有摄像头，或者想到也许黑暗中有人会看到，才这样做。”他摇头，告诉我他不是因为摄像头和别人的眼睛而这样做。我还没完没了，继续问：“在你确认没人看见时，也就是天知地知你知了。”他看着我，接着我的话说：“对，是天知地知，但是我知道还有一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做事最起码要对得起良心，不能为自己的良心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这句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第一次走的机会，王冬放弃了。
王冬随着救护车来到医院，陪着老人做CT检查。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老人姓李，今年60岁，家住南充，也是在崇州打工。CT台上，老人再次劝王冬离开。虽然医院知道王冬是肇事者，但不知道他的任何信息，他如果此时走，也经过了老人的允许，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老人的一再相劝让王冬心里又温暖又难过，老人心地这么善良，这时候走，又怎么对得住他？
半小时后CT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老人颅内出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并马上手术。王冬怕了，怕的不是要担责任，而是老人家要是没了可怎么办。
医院通知老人家属往来赶，但赶到还需要几个小时。这段时间，是第三次机会。
在等老人的家人来的时候，王冬走了，但他是回宿舍取钱。他把准备带回家的3000多元钱和向同事借的1000多元捆在一起，匆匆赶回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待了一个晚上。
我问他：“那个晚上有没有算一下，如果你不走，老人的医疗费你就要背一阵子了。重症监护、颅内出血，都是要花大钱的。”我言外之意是：看，你不是不走吗？现在麻烦来了，你背得起吗？小伙子说：“我算过了，是要花很大一笔钱。但就算是背负经济损失，总比良心受谴责或者一辈子活在惊恐当中要好得多。至少，我做到了我认为应该做的、比较对的事。”
听他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药家鑫。深秋的晚上，念大三的药家鑫开车撞倒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孩，药家鑫没去问她的伤情，而是想到自己的“麻烦”——她会记下车牌号告诉警察，他会没完没了地为她花医药费。药家鑫想的是，如果她死了，麻烦就没了。于是，他回车上取刀，捅死了被撞的女子。
人和人，到底相差在哪里呢？王冬受过的正规教育跟药家鑫比差远了，但在药家鑫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良心的影子。良心跟学历没关系，它是家庭和环境的产物。
在王冬的世界里，钱的数额再大也算得清，良心上的账他欠不起。身体上的苦累有限度，但昧了良心做的事会没限度地折磨他。他懂得不多，但他懂得他想过心安的日子，他想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还想最后确认一下。于是，我问他：“站在不少人的角度看，对自己负责的选择应该是走。但是你觉得不走才是为自己负责，为什么？”
小伙子就说了一句话：“不走，是保护我的良心，是保护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