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盲人，她17岁时生了我。我长到4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没有睁眼。见多识广的奶奶说：“小猫是出生7天后才睁眼的。”于是，我们全家人开始等待。可7天过去了，弟弟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此后等了无数个7天，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睛。
奶奶早没了，父亲也没了。最令人伤悲的是，2008年年初，不足60岁的母亲也没了。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
整个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太行山上度过，那里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悲伤。欢乐是母亲给我的，悲伤也是母亲给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看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演出，给我们讲述盲人们讲述的故事，开启我和弟弟最早的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感知。她也唱在乡间传唱的歌谣。
父亲去世后，弟弟成了太行山盲艺人中的一个，一年四季行走在苍茫的太行山中，行无定踪，居无定所……
我在太行山的岁月，家里养的最多的是猫，现在弟弟还养着两只。不外出演出的时候，弟弟起床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喂猫：两根火腿肠。他摸索着从柜子里取了火腿肠，坐在屋子中间的小凳上，用牙咬开火腿肠的皮，一点点送到猫的嘴里。两只猫在他身边“喵呜喵呜”地叫，也成了我们家的一景。这时候，我陪母亲睡在里屋的床上，病中的母亲乐呵呵地向我介绍：“这是寻它爸爸吃火腿肠了……”
家里的猫都没有起过名字，而狗往往都有名字。我记得的太行山里的狗，有两条。
“四眼”是一条黑色狮子狗，它有一对白眼圈，好像戴着一副眼镜，可识文断句似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去父亲的单位，除了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会看到“四眼”。它看见陌生人就会叫。
父亲在单位里是一名刮肠衣的工人，每天和油星肉头儿打交道。“四眼”的食物主要来自父亲，所以它便与父亲更亲近。父亲下班回家，“四眼”也会尾随而来。胆小的我很小就敢抚摩它了。一次，我去父亲单位，还独自带着“四眼”走了一段远路回家。“四眼”走一走就撒点尿，它要留下回去的路标。我便觉得“四眼”很神奇。
但是，有一次，我在父亲单位门外探头探脑地走动，引起了“四眼”的警觉，它“汪汪”地叫起来，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它记住了我，看来时间长了，它也会偶尔有忽略老朋友的时候。
几年之后，已经十几岁的“四眼”实在太老了，毛也缺少了光泽。一天，它躺着不起来，眼里流露出无望的悲哀。我问父亲：“它怎么了？”父亲柔和而悲伤地回答：“不行了。”
单位的院子里有几个人，大家无奈地关注着“四眼”的老去。
后来听说职工们埋葬了“四眼”。
“来负责”是我上中学后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名字是父亲取的。那时候，我们租住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父亲取这个名字是把看门的责任交付给了狗。于是，很多年前的太行山乡下，能听到一个男人有力的喊叫声：“来负责——来负责——”那是父亲在叫我们家的狗。这样叫得久了，父亲渐渐地省略了最后一个字，于是，父亲喊叫狗的声音便成了：“来富——来富——”像一个人的名字了。
上中学后我变得很忙，我与“来负责”相处的细节大多没有留下印迹。依旧是父亲从单位里带回肉屑给它。它性格温顺、皮毛漂亮，给我带来过很多快乐。
突然有一天，不论父亲怎么呼叫，“来富”都不再出现。后来，会熟兽皮的父亲接到他朋友的一个活儿，是一张黄色的狗皮。父亲和他的这个朋友绝交了，因为父亲认出这张狗皮正是我们家“来富”的皮。我是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我并没有亲见这张皮，我不知道深度近視的父亲是怎么判断出这皮就是“来富”的，并且判断是他的朋友杀了我们家的“来富”。
上大学后我到了另一个城市，并在那里的中学兼做教师，与一群男孩子相处亲密。那时，正赶上一个“打狗热潮”，我的一名喜欢狗的学生，把他养的一条狼狗牵到我所在的学校，说是城里“打狗打得狠”，希望他的爱犬能在我那里躲避灾祸。
但是，很快狗就被牵走了。可能因为风头过去了，也可能因为那个学生思念他的狗。反正这条狗与我并未处熟，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参加工作，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那里教师不多，女的只有一个。一天，大个子体育老师呼喊那个唯一没有结婚而整天想恋爱的女教师：“鸣凤，鸣凤，快来看呀！”
同事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纷纷来到院子里。鸣凤打扮整齐出来了，一看，是两只狗在交配，脸顿时红了，啐了大个子一口。
可是，狗都不脸红，鸣凤脸红什么？我便想不通。
弟弟在埋葬了奶奶、埋葬了父母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埋葬着“四眼”“来富”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大个子叫喊、鸣凤脸红的太行山行走着。他唱着他的《光棍苦》，唱着他的《瞎瞎活了这辈辈》，他的声音，穿透整座太行山。乡民们叹息着，专家们感动着，而我牵挂着……
在没有了母亲的太行山，弟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