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有个叫孟德尔的修道院院长，在宗教修习之外，还特别勤于农事，并且进行了许多异想天开，甚至与其信奉的教义相忤的试验。就在这个修道院的菜园子里，有一种植物因此获得了特别的名声。这种植物便是十分寻常的豌豆。
也许是豌豆这种寻常植株的花朵特别美丽吧，孟德尔在修道院寂静的园子里栽种了几十种豌豆。那个园子变成了一个豌豆花园。孟德尔又把红色花的豌豆与白色花的豌豆进行杂交，他要看看这样做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
结果，他发现了一些有趣而难解的现象，并且这些现象是有规律的。他把深藏其中的造成这种规律现象的因素命名为“基因”。就这样，探索生命遗传秘密的科学从孟德尔的修道院里发源了。
这个时间是1866年。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生命内部所隐藏的遗传密码已经被一代代科学家一一破解。人类一步步前进，在倍数越来越高的显微镜下，生命内部的更多秘密被发现。21世纪初，在多国科学家的合作努力下，人类基因组图谱被全面破译。从纯技术的观点出发，这种进步，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从科学界和媒体上听到一片欢呼声。
这个前景就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温饱将不再依赖于农民与土地，食品与衣物将由基因工厂来提供;基因复制可以取代传统的生殖，一个缓慢老去的人将看到自己的复本健康成长;人在胚胎期时，很多基因缺陷将得到修复，以避免许多遗传性疾病，甚至通过修复，还可以提高其智力、体格与性格方面的素质。一个人捧读自己的遗传密码，就像是看一本菜谱。
有一位科学家对基因时代的特征概括得十分精准。他说：“过去我们认为，我们的命运存在于自己的星座中;现在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
是的，纯粹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面貌、健康、性格、智慧，甚至寿命的秘密全部藏匿在那一组组神秘的基因密码中间。
但是，也有人会在一片欢呼中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并发出一些冷静的声音。其中有个叫杰里米·里夫金的人说：“生物技术世纪很像是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协议。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日新月异的未来。但是，每当我们向这个勇敢的新世界迈进一步，‘我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这样恼人的问题就会警告我们一次。”
有必要提醒读者不要误会，杰里米·里夫金并不是一个技术保守主义者。他在二十多年前便与人合著《谁应扮演上帝？》一书。那时，生物工程还是一门新兴的技术，他在那本书里展望了生物工程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他与合作者霍华德甚至准确地预言，许多遗传技术将在21世纪到来前试验成功。这其中包括基因物种、试管婴儿、租用**代孕、人体器官制作与人体基因手术等。
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展望是科学而乐观的。但是，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上帝似的创造也潜伏着一些风险，特别是道德上的风险：比如在身体检查中将增加对遗传病的检测，由此会导致遗传歧视;虽然药品、化学和生物技术公司在对地球基因库进行开发，而我们却无法预测被这些遗传工程改造过的生物体是否会给我们带来长远的毁灭性威胁。
在今天，生物技术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总会在媒体上激起一片欢呼声。同时，一些看起来有些悲观的声音，却容易被深深地掩藏起来。
比如在原子能的开发上，很多早期的积极倡导者，都成了和平主义者。费米和西拉德在爱因斯坦的促成和帮助下，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但他们后来都成了破坏力更大的氢弹实验的反对者。费米就曾经满怀忧虑地说，氢弹“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几乎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武器”。同样，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最后也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们觉悟了，都成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积极倡导者。但是，我们假设，这些科学天才的觉悟如果来得更早一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从历史的经验看，当任何一种新的技术出现带来生产方式的进步时，我们总是以乐观的心态大声欢呼。虽然，之前也有人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剑，但真正的觉悟总是要在产生恶果之后。
石油在风驰电掣的汽车发动机中燃烧，引擎在歌唱，但空气被污染。空调使我们能永远享受适宜的温度，冰箱将容易腐败的食物保鲜，但那一点点冷却剂却使臭氧层——防止我们受到宇宙射线伤害的保护罩受到严重的破坏。
现在，生物技术更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在面积有限的地球上，人越来越多，可种植食物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我们需要不用土地就能生产食品的基因工程。人类许多尚未攻克的疾病，到了基因的秘密真正揭开的那一天，就可以被攻克。这对于渴望长寿并摆脱疾病痛苦的人来说，更是一种特别的诱惑。
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抱着欢迎态度的。更重要的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特别是20世纪这个科学大跃进的进程中，在充分享受社會的繁荣进步后，也产生了相当负面的作用。所以，今天，当科学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可能，人们在评估其正面的意义时，总会有人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入的思考，为其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伦理风险感到忧虑。
因为，当一种新技术面世时，技术乐观主义者们总是从纯技术意义或者是纯经济意义出发的。而真正的全面考虑，应该是以人类历史为坐标点，进一步做出社会结构的、道德伦理的评判。
一位生物技术的研究者曾经说过，在生物技术这一学科正预示着诸多可能性，并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能从物理学和化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两次科学革命中吸取教训。那两次科学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假设在正式启动那两次科学革命之前，当时的人们能够对它们的潜在利害面对公众进行一场周详辩论的话，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至于陷入那两场科学革命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困境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