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上午10时40分，原国家登山队队员夏伯渝成功从珠穆朗玛峰南坡登顶，成为中国双腿截肢者登顶珠峰的第一人。
这一刻，距离他首攀珠峰，已过去43年。1975年，夏伯渝作为国家登山队的一员攀登珠峰，在遭遇暴风雪后下撤的途中，将睡袋借给藏族队友，自己的双腿因冻伤被截肢。
此后，一位穿戴假肢的人，开始了和这座世界最高峰的不懈角力——他坚持训练直至残肢受损，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截肢手术;他5次向珠峰进发，前4次均因自然原因被迫下撤。
媒体蜂拥而至，期待一位征服者的英雄形象。
“其实我一路感受最多的是恐惧。”夏伯渝只是微笑，说，“多亏我这次赶上了好天气。”
荣耀登顶
一位截肢者，当真是靠自己登顶珠峰的？
夏伯渝一行4人，除了他与摄像师，另两位为夏尔巴人向导。他们属于珠峰南坡在今年的登山季迎来的第一批攀登者，距离今年搭建登山绳索的夏尔巴人先头部队，只相差了6个小时。
“云里面是一座座的小山头，我们一路爬，一路看着太阳从身边一侧渐渐升起来了。”夏伯渝对沿途风景的描绘实在平淡。
即将登顶，最后的10多米，一起攀爬的其他团队的登山者都在为他让路。他记得，其他人缓慢离开登山的唯一绳索，辟出一条窄窄的通道。这短短的10多米，一路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
他登顶之后最先做的，也是他记忆最深的，是通过珠峰大本营的电话连线，给远在北京的妻子打电话。“我终于登上了珠峰的顶峰，实现了41年的梦想！”他在对讲机里喊得响亮，事后才发觉，一激动把数字说错了，应该是43年，不是41年。
停留在海拔5360米处珠峰大本营的人们听到了夏伯渝一行人登顶成功的消息，开始持续敲击锅碗瓢盆以示庆祝——这是夏尔巴人对每一个登上珠峰的生命的礼赞。
回忆这些时，夏伯渝正坐在北京市海淀区家中的轮椅上，冻伤后缠着纱布的两侧脸颊还在流脓，缠着绷带的手指有好几处冻伤发黑的地方。他把两次截肢之后剩余的半截小腿，轻轻往茶几上一靠，假肢就倚在墙角。
一路之痛
“我看到他在脱下假肢检查的那一刻表情复杂。是上，还是下？勇气裹胁着恐惧共同存在。”全程跟拍的摄像师卢华杰，亲眼见证了夏伯渝攀登中的迟疑时刻。
他的镜头常常对准老夏的双腿。离开珠峰大本营后不久，夏伯渝的假肢就歪了，肌肉和假肢的摩擦处起了血泡。而为了防止血栓复发，他一直在服用可以溶解血栓的药。也就是说，血泡一旦破裂，他很可能因失血过多而发生不测。
对双腿截肢者而言，其实下山比登山更艰险。
夏伯渝准备了两段白胶布，随时准备用捆绑残肢的办法，强迫残肢进入假肢套内。但由于小腿残肢当时已严重充血肿胀，他无法在下山路上将其固定进假肢内。“残肢和假肢的连接方式，变成一个上下移动的活塞。”一路之痛，难以想象。
他的假肢常常深陷冰雪的裂缝里，只能靠向导把裂缝挖得大一点，使假肢可以缓慢拔出。
“一旦假肢彻底从脚上脱落，我就会冻死在那里。没有人帮得上忙。”从珠峰顶到海拔7790米的C2营地之间的距离，就连直升机也不能停靠，徒步是上山下山的唯一方式。
其他登山者走一个小时的路，他动辄就需三四个小时。徒步下撤到C2的最后一段路，夏尔巴向导提示夏伯渝——只剩10分钟的路程，可夏伯渝走了整整3个小时……
没有“如果”
在大本营敲击锅碗瓢盆的人群中，有夏伯渝的儿子夏登平。这是他第一次亲临父亲攀爬珠峰的现场。
1984年，夏伯渝的儿子出生。夏伯渝坚持要在孩子的名字里用上“登”字。夏伯渝的妻子特地為孩子撰文并画了一本十几页的连环画《登山的人》，讲述夏伯渝的登山故事。只不过，她用了一种克制收敛的方式。在夏登平的印象里，母亲要传递的观念是登山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夏登平如今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当软件开发工程师，体能很好的他并未从事运动行业。
或许是命运使然。1974年，体力、耐力超群的夏伯渝被国家登山队的免费体检吸引，机缘巧合，从青海省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培训班被选入登山队。
“我们要创造世界上登上珠峰次数最多的国家的纪录！”夏伯渝至今记得登山队的这句口号。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决定选派100多名运动员第二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夏伯渝也在其中。他记得当时作为第二突击队的队员，还承担了运输科学考察仪器和摄像的任务。
作为先锋部队，夏伯渝一行9人遭遇暴风雪。一位藏族队员因为体力不支，弄丢了睡袋，体力保存尚好的夏伯渝决定在晚上睡觉时让出睡袋。没想到，在次日一整天的攀登之后，夏伯渝的双脚被彻底冻伤，截肢成为唯一的选择。
夏伯渝记得，截肢后，他在病房里看电视时看见了队友登顶的消息，心情复杂。
1975年的登顶之后，队友们纷纷回到家乡，渐渐失去联系，也很少听说有人再次登顶的消息。但对夏伯渝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