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海的聚会之后开始，我不定期地收到大毛的明信片。大毛知道我是不会写信的。我们也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是故意不交换，就是没有交换过。电话这种在当代非常普及的通讯工具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医院的通讯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干山地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一般来说，明信片的正面是当地典型的风景，背面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拢我很好奇大毛到喀麦隆干什么去了，可是他没有留下具体的通讯地址，也没有在明信片上多写几句话。有一年的冬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芬兰的明信片，画面上是芬兰的圣诞老人。据说圣诞老人诞生在芬兰。仔细一看，我才看出画面上正宗的圣诞老人原来是戴着白胡子和红色圣诞帽的大毛。根据明信片所指点的方位来看，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们想去旅行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出于他生命的需要。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是1996年。学业结束，拿到了学位，购买了机票，收拾了行装。我提着行李来到了柏林。我要在柏林度过我在德国的最后两天。我要在柏林好好地逛一逛，彻底地休息两天。第一天，我在德国漫长的冬夜里睡到了上午九点半。十点，我下楼，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面对餐桌上的圣诞花和一小截红蜡烛吃了一顿早饭。对于德国的早餐使用带有布尔乔亚味道的“早点”这个词不太合适，尽管进餐的环境很布尔乔亚；用我们当知青时候在农村常说的“早饭”是最恰当的了。德国的早餐非常丰盛，德国人也吃得非常多，他们在低徊的音乐声中用心地慢慢地吃着，用小竹筐拣来的满满一竹筐烤得焦黄香脆的小面包，在他们轻声细语的交谈中便令人惊奇地消失了。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与面包一同消失的食物，它们是大量的黄油，奶酪，果酱，烤肉，火腿，麦片，鸡蛋，水果，生黄瓜片或者生西红柿片，咖啡，冰冻鲜果汁等等。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尽量慢慢地吃，多多地吃，学着他们把面包剖面切开，在每一个剖面上一层层地涂上黄油，奶酪，果酱，再铺上烤肉和西红柿片。这样夸张的面包，我最多也就只能吃下一个，然后需要喝一壶咖啡，以消化那些黄油和奶酪，之后还需要喝上满满一玻璃杯冰凉的果汁，否则心里就会烧得慌。即便是这样，餐厅的那位头发花白衣冠楚楚的老侍者在为我开门的时候还是怜香惜玉地说：小姐，你吃得太少了一点，热量不够的。
我的热量足够了，在国内我经常不吃早餐或者就吃一点稀饭和馍馍，我也精力充沛。我这么耐心地从我的早餐说起，是因为这一天有奇迹要发生。
而这个奇迹得以形成，就是由我的懒觉，由我漫长的早餐铺垫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不自觉的行为中发展着生活的细节，发展的当时觉得这些细节毫无意义乃至无聊。当最后的谜底突然在我们面前揭晓的时候，我们在激动之余是怎样地后怕呵！试想如果我们先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做了呢？那么你人生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一天，我是准备独自去看博物馆的。由于我睡了懒觉，由于我在环境的影响下吃得多多而且慢慢，这样，我十点半钟就没有能够出现在博物馆，而是还呆在餐厅，望着被洁白镂花的窗帘装饰得很漂亮的窗外。窗外并没有什么，是寥落的行人和远处的教堂尖顶。这样，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大堂的侍者拿着移动电话来到餐厅，他一眼就看见了我放在餐桌右角的那枚硕大沉重的铜钥匙，铜钥匙上有一个清晰的房间号码。侍者就径直把电话送给了我，说：小姐，您的电话。电话是我的柏林的朋友苇高雅打来的。苇高雅是一个地道的日尔曼女医生的中国名字。她从我的导师那儿知道了我在柏林的下榻饭店。她盛情地邀请我今天晚上去吃法国菜。如果我此时此刻已经在某博物馆了，我就接不到苇高雅的电话了。这一天我肯定是在外面吃过了晚餐才回来。中餐在德国是小事一桩，德国的早餐足以需要整个白天来消化，中午最多随便添加一个汉堡包就够了。可是我接到了苇高雅的电话。她的盛情不容我谢绝。这样，无论我出去哪里游玩，我都得在晚上八点到达那个法国餐馆。那个法国餐馆的名字我想用中文写出来可是就是写不出来。其实不同语种之间不能翻译的语言是大部分。翻译都是再创作。
这样，我在晚上八点整准时到达了这家法国餐馆。苇高雅也正好到达。我们在法国餐馆的衣帽架旁边拥抱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在法国餐馆的原因，苇高雅入乡随俗地在拥抱我的时候亲了我的脸颊，还像法国人的习惯那样发出了响亮的“啧啧”声。我不行，我不好意思，我发不出声音来。不过我不尴尬，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我不想发出什么声音就可以不发。这样，我们就在最近生意比较红火的法国餐馆坐下了。我点了一个鲑鱼。苇高雅点了一个羊排。苇高雅拿起餐桌上一只橡木做的，形状类似于我们中国过去纺锤的东西给我看，说这是法国家常菜的一大特点，要我猜猜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猜了好几次也没有猜出来。我旁边一个好心的法国小伙子看见我总也猜不出，很同情我，他希望我容许他帮助我。我说：当然。法国小伙子在我面前旋转了“纺锤”的顶端，立刻就有被碾碎了的胡椒粉飘洒下来，使我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极大的喷嚏。法国小伙子慌忙地向我道歉。我正要说没有关系，可出口的又是喷嚏。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的笑声尤其失去了控制，嘹亮得近乎于放肆。
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发生在餐馆里显然是有一点惊世骇俗的。这惊世骇俗的笑声惊动了几乎在餐馆进餐的所有食客。在离我们的餐桌最遥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他朝我们这边张望着。这个人就是我好几年没有见到的，我的好友大毛。
世界这么大，欧洲的国家这么多，德国的城市也还有许多个，柏林的餐馆无计其数，人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轨道，大毛有他的，我也有我的，我后天就要回国了，可是，我们就是遇上了！这是多么玄乎的机率，就像中大彩那么罕见。在这种机率降临的时刻，不由人不震惊，不由人不兴奋。我们都向对方奔过去，我绕过一张又一张餐桌，不时地撞在人家餐桌的拐角上，我口里干脆不间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相会在法国餐馆那充满了艺术情调的酒柜前。法国酒保双手撑在柜台上，孩童般天真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们，用人类都能够会意的语言说：嘭——这是开香槟酒的声音，他在祝贺我们。我们在香槟酒的声音中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拥抱了。这是一个没有更多意义的入乡随俗的拥抱，仓促而短暂。在法国餐馆的环境里，在法国酒保的祝贺下，我们除了拥抱好像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