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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取山东集团的支持，使朝中各政治势力保持平衡，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不得不耐心听取群臣的谏言，还得将所有不满全都埋在心里。《贞观政要》中收录了不少君臣语录，这些文字几乎三句话不离“居安思危”，“如何守成”的话题在君臣语录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当然，这些都是李世民上位后的迫切需要。可只有让这些话从大臣们的嘴里说出，李世民才能顺理成章地使国家“由乱入治”。
如果看透了这一点，李世民魏征君臣的一些对白就十分微妙了。为了成就自己的美名，李世民在听到魏征的反对意见时，总会先责怪一番，引出魏征“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光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边。忠臣自身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如此云云。
随后，李世民会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再说出那句至理名言：“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魏徵履行仁义，来辅佐我，想使我成为尧、舜之君，即使是诸葛亮也比不过他。”）
这种话若仅在史料中出现一两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李世民是高尚的，不过，类似的事发生太多次，难免会让人认为李世民有“作秀”之嫌。
2、李世民对山东崇慕又疑惧
李世民在隋末南征北战，见识过山东势力的厉害，一直对其有疑惧心理。特别是在皇位争夺战之中，李世民看到了山东的重要作用，李建成也都极力拉拢过山东势力。同时李渊也对山东势力心存疑惧，李世民利用此特点，以山东问题攻击李建成，而自己则“常论山东人物”，能看出李世民对山东集团又崇慕又疑惧的心态。早在南北朝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就矛盾不断，虽然最后关陇集团胜出，但在地理与文化上，都是山东集团占优势。所以关陇集团得势之后，对山东集团极力压制。那么山东集团，便与原先的反隋势力结合，加剧了山东一带的动荡局势，影响李唐王朝对西北的经略战略。所以李世民必须要消除山东集团对朝廷集权的离心力。
3、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言人”魏征
最能牵制山东士族集团的势力就是山东豪杰了，他们由隋末各农民义军头领组成，与山东士族有着利益上的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两方势力的矛盾，令他们互为牵制，那么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安稳。魏征便是山东豪杰的关键人物之一，无论是瓦岗寨起义，还是东宫的上层集团，都不缺魏征的身影，这种身份既是东宫集团的代言人，也是完美的山东豪杰联络人。所以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势必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与反对，也失去了山东豪杰集团这个大助力，到时候山东问题便更加无法解决。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背后的复杂原因，就是与山东问题息息相关，可以说李世民非常需要魏征这个“工具人”，来稳定山东局势。李世民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等待时机成熟。
三、羽翼丰满，判若两人
李世民执政前期与中后期，风格可谓是判若两人，对旧臣的疑心越来越重，魏征当然知晓，所以在自己举荐的侯君集、杜正伦等人，接连遭到罢黜伏诛之后，也采取了一些保全自己的措施，史载魏征：“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把自己的谏诤与奏折，编辑成册给史官诸遂良看。如果李世民像对待侯君集、杜正伦一样处理魏征，有这魏征的记录册子存世，李世民就要三思而行了，这正是魏征的高明之处。魏征看到了李世民内心的疑惧与残忍，也看到了李世民的伪装，迫切想掩饰自己弑兄逼父的行为。所以李世民在执政后期愈发喜爱玩弄权术，在意自己的名声，多次亲自翻看起居注，作为一名帝王，如此在意历史的评价，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恐不多见。
四、结论----历史的真相
在李世民功成志满，与解除了山东集团威胁之后，就杀掉了侯君集，罢黜贬掉了杜正伦与李世勣，还在魏征死后“踣所撰碑”，毁掉了魏征的墓碑。到了此时我们看出了，李世民与魏征君臣关系的“真面目”了。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在侯君集被诛，杜正伦被罢黜之后，才怀疑魏征是其朋党，而是一直在观察，不过由于各种条件制约，始终没有合适的机会收拾魏征，而一直选择隐忍不发罢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假象，主要就是受山东势力关系的影响，李世民在动荡的局势下继承皇位，他必须扫灭李建成残部势力，又必须笼络山东豪杰，对付山东的士族集团，达到稳固关中的目的，为东进高丽提供条件。所以魏征以关键人物踏上了历史舞台，然而专断的李世民，本来就无法容忍山东集团与魏征对自己的制约，所以在解决各大棘手问题之后，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这一对君臣纳谏的戏剧开始了谢幕。
2021/8/30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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