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李松蔚不考虑造成过劳的时代原因，而只考虑针对个体的解决方式。他说：“来找我咨询，我显然不能告诉他这件事情主要看你的老板有没有良心发现，或者我国有没有相关法律。我只能告诉他，你能做什么——一个很小的建议是，拒绝。”
然而，又有很多人说：“我也想拒绝，可是这个话你得跟我丈母娘说，她说我必须有车有房才能把女儿嫁给我。”所以，谈“拒绝”，我们一定会面临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我能不能在主流社会中体面地生活下去？我能不能为我想要的生活埋单？
那么，如何与自我和解？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的一句话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回答：“牺牲受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最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