硃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父巽，以义烈知名，官至齐江夏王参军、吴平令。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其年，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窃见钱唐硃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暗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触响铿锵，值采便发。观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硃异实异。”后见明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寻加员外常侍。
普通五年，大举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法僧惧祸之至，其降必非伪也。”高祖仍遣异报法僧，并敕众军应接，受异节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迁散骑常侍。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大同四年，迁右卫将军。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迁左卫将军，领步兵。二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
高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异，异对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归降，敕召群臣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高祖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阁，自言“我国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无所及”。异探高祖微旨，应声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败没，自魏遣使还，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议，异又以和为允，高祖果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时，侯景镇寿春，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与异，辞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报之。八月，景遂举兵反，以讨异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众守大司马门。
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者：“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为之备。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制《围城赋》，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启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盖以指异。异因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曰：“故中领军异，器宇弘通，才力优赡，谘谋帷幄，多历年所。方赞朝经，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恻悼兼怀。可赠侍中、尚书右仆射，给秘器一具。凶事所须，随由资办。”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赠焉。
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
长子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蒨，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蒨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蒨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蒨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蒨于乡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
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琛始出都，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仍补王国侍郎，俄兼太学博士，稍迁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诏琛撰《新谥法》，至今施用。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惟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惟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故无有异。惟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稚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佗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则不得兼于大功。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