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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若没有诗人，会无趣很多。
诗人就应该像他这样——深夜，有陌生人敲开他的门：“我也写诗，想跟你聊聊。”他立刻邀请对方进去，切一碟咸菜，取两瓶烈酒，边喝边聊，边聊边喝，待到东方发白，阳光敲窗，两人已醉倒在地板上，只留下叮咚作响的句子，在屋里来回踱步。
这样的故事，在结识他之前，就多次听说。
他洒脱。认识那年，他五十岁，无论是面对七十多岁的白发诗人，还是不满三十岁的我，一律称兄道弟。
他真诚。每当遇到青年才俊，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推荐，对于泛泛之辈，也从不吝于批评。
某次同去舞钢采风，我俩成了酒场上的主力，各自独当一面，一塌糊涂后，终于在同一张桌上会师，其间说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觉得再见面时亲近了不少。第二天一早醒来，洗漱完就去寻他，想看看他怎样了。谁知刚到门口，就见门户洞开，他床头柜前一溜摆开六只小酒杯，进门者须先与他同饮一杯，那架势，颇有一夫当关的感觉。
后来，我们就熟了，常常一起喝酒、聊诗、谈文学。有一次，我和他在老城丽景门喝羊肉汤，先拿了瓶二锅头，就着汤喝了，不尽兴，又拿了一瓶，继续喝。高谈阔论之间，时不时蹦出几句诗来，引得食客纷纷注目。我俩不以为意，继续舞之蹈之，吟之诵之。人渐渐多了，有两个顾客没有座位，来我俩旁边凑台子。我俩喝得兴起，跟人家俩也连干带碰。
“酒怕少壮。”何况他酒量一般，总喝不过我。每每朋友们酒酣而散，他就要送我，我看他一摇三晃，反倒送他回去。到了楼下，他又非得让我上去坐坐。在客厅坐定，说不上几句，他就鬼鬼祟祟地拿出珍藏的衡水老白干来——我最喝不惯的就是这酒，太冲，六十七度，几杯下肚，我就醉倒在沙发上了。
“诗人”这个词，有着太多的悲剧色彩。
几次劝他，少喝点酒，少参加些活动，在五十岁这个黄金年龄多写些东西。他听了，频频点头，私下也和几个好友说，要收收心。正好农历新年临近，他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他兴高采烈地通知我，说要休养生息，年前不见面了，年后再聚。我应了，谁知当晚七点多他家里便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走了。
他洒脱了一辈子，连走的时候都极其洒脱。据说是下午喝了一点酒，犯困，就在床上睡了，谁知这一睡，竟再没有醒来。
他曾经跟我说过，不经历痛苦、不拖累人的死法，是最理想的。真是一语成谶。
受他家里的委托，我为他整理出版一部作品集。当拿到他厚厚的几个笔记本时，我才发现，他写了很多好诗，可他宁愿把它们锁在抽屉里，也从没让我帮他发表，哪怕是帮助推荐一下。突然觉得，我其实根本不了解他。
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自己的诗：
山鸣水啸——
我们曾经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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