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刚刚开放不久，住在美国的我，就兴冲冲地想帮父亲找他失散了43年的家人。对我这个念头，一向被母亲讥为木头人的父亲，反应并不热烈，只木木地回应：“别麻烦了，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吧……”紧接着他在越洋电话中长叹一声，就不再言语了。我猜他又是眼神好遥远、好飘忽地望着无际的天空……父亲说他在16岁时，也就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跟着学校离开老家山东聊城，做起了流亡学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见过父母。
“胜利后，你怎么不赶快回家呢？”听故事的我摇着父亲问。
父亲回答：“我正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念大四，要先去南京校本部把书念完呀！”
“那念完书后就赶快回家啊！”我焦急地说。
“唉！谁知那时家乡成了个名词，回不去啦！”父亲继续说故事。
“1946年秋天，我一到山东青岛，就焦急地打听聊城的消息，但家乡的消息根本传不出来。到了1947年底，听说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弃守，有位堂兄从聊城逃到济南，我就兼程由青岛赶去济南会面。但这堂兄劝我先别急着回去，因我去过重庆，恐会拖累家人。所以望着近在咫尺的聊城，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胶济铁路即将被拦腰切断，再耽搁就回不了青岛。当时真是急得我捶胸顿足、扼腕兴叹！但也只有一步一回头地上了回青岛的火车。”
“那后来呢？”我急急追问父亲。
“后来……谁料得到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会兵败如山倒？后来……不就和你妈逃到台湾来，就再也回不去啦！”
故事就说到这儿，父亲长叹一声，不再言语了。他的眼神好遥远、好飘忽地望着无际的天空……虽然父亲不再言语，我却在他的眼神中读到他因一时犹豫所造成的锥心蚀骨的痛与自责。所以打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决心，将来要帮父亲找他的家人。
1981年，我不顾父亲的木然，悄悄托人在山东聊城登起寻人启事。
刚开始登报，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谁知半年后就收到了一封山东聊城蔡庄寄来的信。我拆信的手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信上捎来天大的好消息，说爷爷奶奶还活着，要父亲尽快回乡见上一面。我正要狂喜狂喊时，不经意瞄到信尾这自称是父亲堂侄儿的蔡宝意写的一行小字：我们这位堂叔本名应是蔡宝光，在家里还有一个等了他快一辈子的媳婦刘金娥……看到这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身起鸡皮疙瘩，好似有无数的电流通过，上下不停地颤抖……颤抖……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每次提起爷爷奶奶，父亲总是沉默不语、怅然长叹的原因了;也终于明白母亲总是讥讽父亲是个一个字儿也蹦不出来的“木头人”的苦闷。这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痛，加上隐瞒曾做小丈夫的苦，几十年来就像石磨般一再地蹂躏着父亲的心，也难怪他被折磨成木头人哪！
这封家书，让父亲背上了对婚姻不忠的原罪，让母亲在一夕之间成了小娘，让父母原本就不和的婚姻掀起了滔天巨浪。我望着那满怀期待却闯下大祸的家书，不知心中该怨谁。
发飙了一百多天的母亲终于安静下来。到底1948年初，父亲来到自家门口却没有进去，除了逃避内战，也为逃一桩他不要的婚姻。对婚姻，他早做了抉择，聪明的母亲该明白吧。
于是我劝父亲赶快经美国转赴大陆探亲。但因台湾当局的严厉警告，父亲坚持不敢走这条线路，我们也只有眼巴巴地等到1987年，台湾当局终于开放两岸观光了，这才急吼吼地经香港、北京直奔山东聊城蔡庄。
当一群小辈簇拥出来一个满面风霜，双脚被缠过又放开，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看起来比父亲大上十岁的乡下农妇时，父亲完全不认人地问：“你是谁啊？”那农妇沙哑着声，有些腼腆地说：“我是刘金娥啊！”父亲愣了一下，先看了母亲一眼，然后焦急地问她：“咱父亲母亲还活着吗？”刘金娥不答话，请大家走进屋里，往前一指，两张遗像赫然摆在供桌上，奇怪的是，供桌上还放着一个早就被岁月洗褪了釉的空碗。
蔡庄的人是怕父亲不回来，才撒下瞒天大谎。原来爷爷早在20年前就过世了，而奶奶是在1981年才撒手人寰的。刘金娥说：“我们娘……”她怯生生地看了眼母亲，改口说，“你娘生前每次开饭，都要放这个空碗在桌上，说这碗是你当年，也就是你16岁那年，有天夜里突然由学校回来，喝了碗小米粥的碗。你这一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完全没了音信。但你娘一直相信你还活着，她说你一定会活着回来看她的……”我大妈一面擦眼泪，一面指着供桌上和爷爷奶奶一起痴痴地等着父亲的那个空碗。
一向言语不多的木头人父亲，终于在那个似曾相识的空碗面前完全崩溃了。他那忍了50年的乡愁家恨，他那藏在心中50年的自责与痛苦，终于像决了堤的黄河，一发不可收拾。只见他双腿慢慢跪了下来，望着他父母的遗像，号啕大哭……在我听来，父亲的哭声不是哭声，而是心灵深处那从未愈合的伤口，惨遭撕裂所发出的最痛苦的哀号，是对大时代的操纵、小人物的无奈和自己的懦弱，所发出的最愤怒的呐喊。但是，无论他怎样呐喊，又怎能唤回那50年的岁月，那倚门而待、日日期盼的双眸，还有那两个心灵被扭曲的女人的青春？父亲心中的痛，是永远……也拔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