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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谓是用尽心机。而王、许在电影里保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可见她们对当时张采用的“实验性”写作保留了尊重和还原，可能唯一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是，现在进影院的观众，还能不能探究这背后的幽微和用心。实际上，许鞍华当年拍《倾城之恋》对于张氏用语的“忠诚”就有迹可循，甚至大段地把原著台词或者心理活动，用字幕打在屏幕上，甚至很难说这是愚蠢的忠诚还是狂热的迷恋，是清醒的呈现还是懒惰的托辞。毕竟，“西方凝视下的东方风情”这个主题在许多电影里有风格突出、自成体系的呈现，如《杀死比尔》、《艺伎回忆录》等。但《第一炉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对这种凝视有着超脱式的、置身事外的清醒，而且为了表现这种“聪明的清醒”，张爱玲不加“藏拙”地多处直白表达，直抒主题，大写主旨，这种表达无疑大有风险，如今看来也是一部语言处理不成熟的作品。而大量的西方影视作品中东方形象都是“不清醒”、“不自觉”的凝视，或许王安忆与许鞍华尝试在处理这种凝视时，加入一些天真的清醒，于是我们在电影里直接听到了“揭露”姑妈买卖人的真相：“这与长三堂子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听到姑妈亲口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又是一个人，回不去了”；听到乔琪亲口说“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有些不公平”、“你会自己哄自己”。这些完全与“红语”构成两个割裂的世界，带着新文学的批判式口吻，无非是为了凸显张爱玲一直强调的“上海视角”。
如果把这部片子拍成《艺伎回忆录》，那才是彻底背叛了张爱玲。从小说后半部分笔锋直转的批判清醒，张的意图非常明显：要把香港从英国殖民者的凝视中解脱出来，而放置到中国上海的凝视下。张说她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说“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它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她的“家城”上海的“她者”。如果说我们需要“他者”来理解自己，那么，香港对于我们理解上海也就非常关键（李欧梵）。那么王、许版的《第一炉香》有没有设计上海作为“凝视者”，香港作为“他者”，而凝视者借由他者认识自己呢？当然是有的，甚至还动了些七窍玲珑心思。比如葛薇龙乔琪结婚时，闪过的姑妈回忆中她作为“家长式上海”的“被凝视”者，给婆婆大房二房敬茶；她参加葬礼时披麻戴孝甩掉高跟鞋的场景，终于完成了从“涵养深厚”的保守少妇到“浮夸谄媚”的奔放娼妓的转变。弥补了葛薇龙作为一个外来者和不谙世事的晚辈，缺乏凝视力量和立场的视角缺陷，姑妈这个角色借用人物前史，完成了自我凝视。然而这种设计不可避免的让葛薇龙让渡了大量光彩，而姑妈变得更加厚重、层次丰富。王、许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在葛薇龙进出欢场时，加入了姑妈的黑白剪影，借以平衡二者视角。
我甚至觉得这种精心的“好”，是许多观影者未能体会的。比如在照片墙特写中，王、许的用心：为什么镜头长时间停留在吉婕的修女像上？吉婕是香港的喻体，是娼妓的表征，最后却“从良”了。葛薇龙是上海的喻体，最后却堕落为娼妓。这仅仅是一组同期对比式的寓言？还是对过审的预言式的表白？不得而知。王、许也有对张爱玲“小”的不满，加入了她们自己理解当中的多视角，使得张爱玲独有的“对照哲学（美学）”逐渐消亡。如果非要说王、许对张爱玲有什么背叛，可能是引入了原著中不存在的凝视。比如乔琪爬上了葛薇龙的床，喝水、拉床单，俯拍、正拍镜头显然非葛薇龙视角，而葛薇龙缩在墙角，一脸迷惑无辜。这是什么视角？这是谁的凝视？这是宏大的视角，是坦坦荡荡的视角，藏不住多一点点的心机。乔琪的凝视，充满着伟大、光明和正确，他拿掉瓶里的花倒入酒，他跟新婚妻子的恩客产生肢体冲突，他真诚无比地说他从不撒谎，最后他是个“没良心”的。这种全新的、健康的、充满希望和情义的凝视下的“结合”，不就是王、许对时代的忠诚吗？毕竟，在新的时代凝视下，“上海”和“香港”都得从良，让这种旧凝视下的不伦不类，最终走向“伦”和“类”。连观众都不禁为葛薇龙的未来鼓掌，怀揣着“虽然有什么不对劲，但怎么我没感觉到一点绝望，反而欢乐了起来”的心情走出影院。张爱玲有张爱玲笔下“不彻底的人物”，王安忆与许鞍华也有她们笔下（镜头里）的不同于张爱玲的，“新的不彻底的人物”。不论忠诚与背叛，她们都轰轰烈烈地、自觉自愿地、带着清醒地走进时代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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