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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瓣该片影评与衍生出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动态令人瞠目结舌。这部原著作品如一句谶语，仿佛早知几十年后的今日，过于泛滥的互动式阅读和观影，如同鬼魂穿墙，幽灵如厕，遛狗撒尿一样，在一部作品下留下个人痕迹，标记并迅速离开。作者和导演从某种程度上的死亡，和读者、观众的过度参与，各路喧嚣如“杜鹃花一路摧枯拉朽地（张爱玲）”延伸下去，使得平和的倾听与观赏成为奢望。而许鞍华与王安忆的《第一炉香》，以它自身的“不伦不类”，与这些光怪陆离的回应产生奇妙应和。
这里绝不打算讨好“影评”读者而发明什么新奇的“骂名”，以我个人对过分浸淫的互动式阅读的憎恶，绝不讲选角暴雷、演员弱智、原著气到自焚、王张穿越争咖位、张迷饭圈化、张爱玲的“小”、萧红的“大”（恕我直言，讨论《第一炉香》也能把萧红抬出来拉踩，也不知道谁才是饭圈卧底），以及疑似神经刀的“上海人”、“安徽人”之争；甚至也不打算说演技尴尬、镜头语言糟糕、剪辑混乱、交代不明、人物塑造。只想讲一点关于这个故事“不伦不类”的内情，以及许鞍华版本又如何呈现这种不伦不类，何以这部电影呈现出看似完全“背叛”张爱玲，实则大为冤枉的模样。
如果说王安忆与许鞍华在语言与叙事上不忠于张爱玲，实为冤枉。但把原文前半部分晚清世情小说的语言，老老实实地搬到银幕上，并不加区别的通过台词直白叙述，令观众大呼“尴尬”。而小说后半部分的批判式叙述，也通过非生活用语叙述，令观众又堕入“青春疼痛观影”体验。这种近乎勤恳的原著搬运工式的电影创作，令人对这样的“忠诚”是否值得表示怀疑。
原著小说在语言创作上原意是一种“冒险的”风格化实验，而电影在改编上不但没有对其“藏拙”，反倒是夸大了这种不自然。上世纪四十年代周瘦鹃刊发《第一炉香》时，惊于张爱玲这位年轻作家的特殊才华，但他对这篇作品的欣赏程度有限，连张爱玲本人都感觉到他“并不激赏”自己的小说。当时周的评价与介绍是“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写的是“所谓高等华人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的通俗小说重镇编辑，周并没有在作品格调与主旨上过分赞赏这部作品，在当时看来，《第一炉香》的语言显然并未锤炼完善，而这种实验性质的先锋语言，也并未得到编辑的完全认同。甚至毫不意外地被傅雷诟病到：“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他们‘看成脚下的泥’。……她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电影里却不加区分地保留了张的“红语”使用习惯，比如睇睇和睨儿的对话“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真踢起人来了”，与《红楼梦》里骂青年女性为“蹄子”、“浪蹄子”、“小蹄子”如出一辙，如：第三十七回晴雯骂秋纹为“没见过世面的小蹄子”；第五十二回平儿叫晴雯为“那蹄子”。葛薇龙“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在你跟前扯谎也是白扯。”《红》里《红》第四十五，李纨曾笑对凤组说：“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
这种特有的张爱玲式“红语”使用有它更深刻的内情和渊源。她幼年时期父亲只给她正经读过一部作品，就是《红楼梦》，而她也模仿着写了一部五章小说《摩登红楼》，对“红语”使用非常熟练。张爱玲对晚清世情小说语言的熟稔可谓是童子功，然而用到《第一炉香》的叙述背景，却令人迷惑不解。葛薇龙姑妈家久居香港，大多数使用粤语，而她本人又是上海人，而乔琪是混血，应当说话习惯是粤英混杂，若论人物的真实性确是不该出现“红语”官话的。以张爱玲编撰《海上花列传》的功夫，以及书写大量上海市井生活、香港都市剪影作品佐证，若说她不会处理人物语言未免太过小觑张的生活经历。如果非要说王安忆更了解上海，而张爱玲是“安徽人”、“天津人”，王是地道的“上海人”，那么更应该在台词的改编处理上下功夫。而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编剧导演，都选择保留了这种奇观叙述，可见这样的语言有其用意。
这不得不回到作品中几组对照关系中去回溯奇观叙事的起源。张爱玲本身对于作品创作的意图非常清醒，而这种清醒也在小说的开头就近乎直白地阐述给读者。“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葛薇龙作为殖民地的东方“风情”的缩影，她身上的一切也都是滑稽而奇特的，穿着“南英中学别致的制服……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无处不关照西方世界想象中的中国。而这种谄媚式的扮演与想象，在香港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与“自甘为娼、无根无本”的香港相比，当时的上海更像是一个曾经被迫沦陷却仍要彰显贞洁与矜持的少妇，暗地里又莫名波涛汹涌。这与葛薇龙，“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对姑妈的鄙夷和亲近，欲拒还迎，是一种类似“城市拟人”的暗合。景物描写的叙述上也甚至刻意露骨地体现了这种对照：“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象古代的皇陵……”。
那么原著和电影选择保留这样一种奇观对照，来配合东方主义色彩在凝视下的叙事，也就不足为奇。实际上，张爱玲“前详后略”（许子东）的架构策略，前文大肆铺张“红语”，后文笔锋转向批判式白话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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