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于仁兽，逞郤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硃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诸蕃，并据州拒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文集行于世。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晋太尉实九世孙也。祖伯龙，居父忧以孝闻，宋武帝敕皇太子诸王并往吊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齐征虏晋安王记室。昭幼清警，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累迁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寻除无锡令。历为宣惠豫章王、中军临川王记室。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迁通直郎，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
子縚，字言明。亦好学，通《三礼》。大同中，为尚书祠部郎，寻去职，不复仕。縚弟缓，字含度，少知名。历官安西湘东王记室，时西府盛集文学，缓居其首。除通直郎，俄迁镇南湘东王中录事，复随府江州，卒。
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员外郎。父询，齐太尉中兵参军。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
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及迁江州，逊犹掌书记。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母忧去职。服阕，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世祖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时有会稽虞骞，工为五言诗，名与逊相埒，官至王国侍郎。其后又有会稽孔翁归、济阳江避，并为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翁归亦工为诗，避博学有思理，更注《论语》、《孝经》。二人并有文集。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嵘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日不暇给，嵘乃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附，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谨竭愚忠，不恤众口。”敕付尚书行之。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命嵘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其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诗眇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讫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冀。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讫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遣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赋，三曰比。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