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银渊是一个肝移植受者，在浙江海宁市的一个社区工作。生病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当地媒体为姚银渊组织了募捐，并且全程记录了他手术的过程。手术半年后，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他以过来人的身份为移植受者和家属提供咨询、辅导。
他组建过一些QQ群，聚集当地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希望大家互相关照、鼓励。但他很快发现，线上聊得不错的朋友，并不愿意参加见面会。
这让姚银渊意识到，如何证明自己拥有参加工作的能力，对很多受捐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有个受捐者，老板知道他做过移植，就说，这人不要。你拿体检报告给他证明一切正常都没有用，他怕你哪天要是不好了，会让企业承担责任。”
姚银渊并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移植受者的生活状态，他反而愿意有更多的机会面对媒体。接受采访时，他对病友中的励志案例也是如数家珍：“像老吕，60岁了，他是警察嘛，参加公安系统的运动会，老年组游泳没有人能比得过他。”“还有一个阿汤哥，身体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参加铁人三项，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他相信这些正面例子会带来精神力量。理解
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了解这对受捐者的意义，是张珊珊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她是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部的负责人。2014年4月，一个特殊的器官捐献案例在中国发生。
在这个案例中，捐献者夫妇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女儿蒂安娜7个月大时因为吸入异物导致窒息。得知救治无望后，他们主动提出捐献器官，蒂安娜成为我国首例外籍器官捐献者。
蒂安娜父母作为捐献者代表，参加过一场和受捐者代表见面的活动。
当时距离蒂安娜离世已经一年。一路上，张珊珊都在想：那些移植受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捐献者家属？现场的反应出乎张珊珊意料，蒂安娜的妈妈是最激动的那个人，她给每个移植受者都准备了礼物，忍不住抱着他们亲吻。“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对蒂安娜的妈妈来说，她也感激这些孩子让她女儿的一部分还活着。”她并没有沉湎于女儿的离去，反而为她能挽救别人的生命而自豪，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生命的方式。
2016年9月，因为一个新闻专题片的拍摄，张珊珊接触到在重庆生活的果果父母。
果果去世时13岁，像花朵一样含苞待放，还刚刚创办了自己的文学社。一天，她在学校突发抽搐，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先天性的脑血管畸瘤突然破裂导致大量出血，经过两天抢救依然无力回天。果果的父母做出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去的决定——她的一对角膜、肾脏和肝脏分别移植给了5个受捐者，唯独心脏，父母没舍得让它离开女儿的身体。
见到这家人是在果果的告别仪式上。现场被设计成欢送会的样子，家长以果果的口吻写道：“我完成了在人间的使命，我现在要离开了，回到天上去做一颗星星。”孩子穿着蓝色的公主裙，果果妈妈也穿着天蓝色连衣裙，长发垂在肩膀，她给周围人的感觉是，内心极其平静。
张珊珊带着摄制组找了个房间和果果父母坐下来，她向他们表达歉意——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下还要进行采访。果果父母说：“我的女儿救了5个人的命，她还活着呢。”
因为这些捐献者家属，张珊珊开始深刻理解器官移植捐受双方的关系——这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伟大付出。对捐献者家属来说，移植受者的存在也是重要的情感寄托，这是一件造福双方的事情。
将目光投向移植受者后，张珊珊开始调整工作思路，鼓励移植受者面对媒体，传达他们的生命力量。而对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比起被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大众的理解。
一个江西农村家庭，男孩18岁，在外打工时出车祸抢救无效，家属做了捐献器官的决定。父母回到江西老家，借钱的人就找上门来。村里不相信有人会做这么伟大的事情，有传言说他们把孩子的器官卖了。男孩的妈妈每次出门，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她只好躲在家里哭。
得知此事后，张珊珊特意邀请男孩的父母来参加活动。在上海的宣传活动上，他们被请上台领了一座水晶纪念杯，并且和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合影。这个妈妈激动地说：“现在回去，我就可以把照片摆在家里，告訴他们，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你们不能再说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