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1904年说起，这一年，对毕加索和达利都意义非凡。这一年，23岁的毕加索坠入爱河，并从此前挚友离世所导致的抑郁状态中逐渐走出来，画笔上那种暖洋洋而又娇滴滴的玫瑰红色逐渐代替了沉甸甸而又空洞洞的抑郁蓝色，画布上展现的是一派只属于青春和恋爱的气氛。这一时期被称为粉红玫瑰时期或玫瑰时期（1904年至1906年）。
同一年，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北部小城菲格拉斯。达利很早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天赋，6岁时就用各种颜料在家里的白墙、白布上挥洒涂抹，享受艺术创作的快乐。达利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兼公证员，家境殷实。父亲为达利在海边建立了他的第一个艺术工作室。达利热爱这片海边的风景，在他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家乡那环绕菲格拉斯城的大平原，和有橄榄林与尖秃岩石的加泰罗尼亚海岸。他最被中国人熟悉的相关作品莫过于出现在初中美术课本上的《记忆的永恒》，远方的大海和突兀的海岸岩石便是达利对故乡的描绘。
当达利还在努力学习绘画的时候，在欧洲的另一处，比达利大22岁的毕加索已经到了法国，名满天下，成为达利的偶像。
1921年，达利加快了追随毕加索的脚步。他进入马德里的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这也是毕加索的母校。1926年，22岁的达利在艺术表现上越来越抽象，他的疯狂超现实创作与学院派教学无法达成共识。循规蹈矩的艺术教育不再适合达利，他的艺术考试经常不及格，再加上极度自信导致他恃才傲物、目无师长，最终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于达利而言或许是一种解脱，因为再也没谁跟他说画对了或是画错了，他的艺术自由了。他开心地跑去巴黎，不仅因为巴黎有着对不同的艺术风格都极度包容的艺术圣殿罗浮宫，更因那里有他的偶像、比自己年长一辈的艺术圈名人毕加索。达利内心觉得，即便全天下人都不懂我的艺术，毕加索不会不懂。于是，达利带着自己的作品千里迢迢地去找毕加索。
达利进门就向时年46岁的毕加索致敬：“先生，我是去罗浮宫之前先来拜访您的。”毕加索在达利的眼里比罗浮宫还重要。毕加索回答道：“你做得很對。”达利取出一幅事先准备好的作品给毕加索看，随后毕加索带领达利参观自己的画室。此次会面之后，达利被人问起对毕加索的印象，达利说出了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毕加索是天才，我也是;毕加索举世闻名，我也是。”
1929年，达利从马德里搬到巴黎，也就是毕加索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并带着自己的作品出入法国画廊、沙龙。这是他第一次展示“达利式超现实主义”。达利说：“我是从毕加索身上，找到了达利式超现实主义的真正表达方式。”达利对“超现实主义”魔法的探索，反过来促进了毕加索将“立体主义”的严谨性转向多样化创作。他们二人相互刺激对方的艺术成长，最后毕加索也开始慢慢钦佩达利，至此二人既是朋友，也是各自的偶像、导师甚至对手。那年11月，艺术评论圈第一次将达利和已成传说的毕加索相提并论。
毕加索和达利曾用五官变形的方法互画肖像。1923年，毕加索创作的《扮演小丑的萨尔瓦多》，画中的人物就是达利;随后，达利创作了那幅著名的肖像画《毕加索在21世纪的肖像》。画中是毕加索的胸像，大脑裸露，液态金属流过毕加索的头部，胸部的肉已开始融化。这是典型的达利超现实主义手法。与达利大多数超现实主义画类似：你很难确认，他这幅画对毕加索表达的情感是褒还是贬。
这场竞逐在1958年前后达到高峰。1957年，毕加索描绘了一系列作品，戏仿致敬了西班牙17世纪最著名的画家委拉斯凯兹;一年后，达利也开始了一系列委拉斯凯兹的仿作。他们在同一时期对同一题材的描绘，让艺术评论家半开玩笑地说：“有时他们彼此致敬的整齐度，让我恍惚误以为他们生活在彼此隔壁呢！”毕加索还曾预付了达利的交通费，好让达利去参加自己在美国的第一次展览。有人说，毕加索用自己的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1963年，毕加索博物馆在巴塞罗那开幕，达利将他收藏的毕加索创作的立体主义拼贴画捐出。到最后，无论他们曾如何于时代巅峰竞逐，达利还是私藏着对毕加索的一些爱，以及对毕加索艺术的一些不带任何攀比心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