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桑卡①，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伤心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大夫给她溴化钾②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柯罗辽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得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加一个通宵是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默默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漂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象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粗俗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枚奖章和一枚红十字章。房间里的布置显得缺乏文化素养，华丽的陈设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令人感到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刺眼，枝形吊灯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挂着一个奖章。……从前厅里传来耳语声，有人在轻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刺耳的、时断时续的金属声，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引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用饭！”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她喝马德拉酒③，吃菜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家里好象没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水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面吃着，一面说，同时攥着拳头擦嘴。显然，她在这儿过得舒服极了。“请再吃一点。”
床铺。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
这天是假日，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扇窗子里透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在远处，有青蛙在阁阁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为他们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早先他小时候，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那当儿，看到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原因也不清楚，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他把它们看得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