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眼最珍贵(2)

　　但是我现在不应该再唠叨我的研究。你会有很多机会看到它们，这份报告应该会在跨越千禧年之际面世。还有，当然，你得先有兴趣才行，请给我这点保证。

　　我正从奥克兰港返家途中，纽西兰航空公司每星期会有几次给乘客方便，从纳地和夏威夷飞到洛杉矶，再转机到法兰克福。没有人在家等我——真的没有——因此我决定要在斐济群岛停留几天，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消化我在热带群岛中的所有印象，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希望在继续长途旅行之前，能够稍微伸展一下躯体，恢复体力。我在十一月抵达大洋洲时，已经在斐济群岛待过一个星期，但我还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岛国的精华部分。我指的是塔弗尼岛，人们往往称之为“斐济的花园岛”，因为它茂密的花木举世无双，有如世外桃源。

　　那天早晨由纳地到塔弗尼的班机已经客满——结果是我的行李随着那客满的飞机而去，我和另外四名乘客则被挤进他们所谓的“火柴盒飞机”。我告诉你，真的是名副其实。我们确实必须爬进那袖珍的六人机座。机长欢迎我们登机，他快活地宣布，这趟旅程很不幸将不提供点心，并要求我们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在中央通道上走动。他在旅客之间，成功地挑起一阵断头台式的幽默，而且他向我们行礼的手，有两只手指断了一半。“中央通道”有六呎宽，机上的人都不可能去想到食物的问题，因为打从飞机起飞，乱流便将飞机甩来甩去，引擎则是疯狂地拖着我们，飞过维地雷福岛上若隐若现的塔马尼维山。

　　据说机长是个退休飞行员，他决定搬到斐济群岛，只因为他拒绝挥别驾驶杆及高度计。但他算是个好得可以的家伙；我坐在那儿，两脚顶着他的椅背，他却不断转头对着我们开心地微笑，问问我们都是哪里来的。每逢有人问起我们目前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他就热切地指着下方的珊瑚礁、海豚与飞鱼，天南地北地闲聊。

　　你大概猜得出来，我在那儿如坐针毡，一颗心都快跳出来。我很习惯搭轻型飞机，在前一个星期里，我除了从一座小岛跳到另一小岛之外，其实是一事无成。但我必须承认，搭上只有一位飞行员的飞机实在让我坐立难安。你大可以说这种恐惧感完全没有理性可言，完全是一种怪癖；是的，我好像可以听得见你这么说，因为汽车也一样只有一位司机，而且，你说，死在路上的人，要比在空中阵亡的人多太多。这或许也对，只是突然间的微恙不振实在很难打折了事，尤其当你身处五十万呎的高度，而机长已届古稀之年。在这种热带气候的热浪之下稍感晕眩并非完全不可能，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就是很难避免。

　　在这许多旅程之后，我担心的不是技术过失；相反地，我怕的是根本上的不足。我静静坐着，一种不过是凡人的感觉油然而生，且滋长着，一只血肉充填的脊椎动物被绑在飞机座椅上。英勇地坐在我的前座、操纵摇杆的男子也是一样的，而他的年纪比我大了三十岁。这项认知带来一种难以平复的症状，像是抵达马拉松赛跑终点之前的脉搏速度，而如果我的心脏每分钟跳动两百次，那么，我想，都是拜这位飞行员之赐；遑论他的胆固醇有多高，他的心血管状况如何。我对这位殷勤和蔼的家伙一无所知，也没帮他做过医学测试，更不知道他那天早餐吃了些什么。然而，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垂老驾驶的内在自我毫无所悉，这点更是令我有如芒刺在背。或许他相信永恒的生命——这是具有危险性的思维，从事他这种工作的人不能有这种信仰——我的意思是，没有副驾驶，机上只有付钱的乘客；毕竟这种情形不多。他可能最近为一名女子所骗。或者他可能坐在那儿，带着骇人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稍晚，他必须供出自己盗用巨额公款。无论塔马尼维山、海豚或是珊瑚礁都不能带给我丝毫愉悦。它在我的下方无限遥远之处，我却被关在这里，我出不去，我逃不了。我想念我的琴酒，如果我带着它，绝对会将它凑到唇上，丝毫不感到羞耻。我只是很幸运地将行李送到预定行程中的飞机上，我那一瓶镇定剂就在皮箱里。

　　这和我的“害怕飞行”完全没有关系，薇拉，同时我希望你会明白，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一切描述都不是旅行见闻演说。我想表达的，只是我自己对生命的觉知。就某方面来说，它和我如影随形，不过在正常时刻，它只会在两种情境之下浮现：当我在早晨醒来，以及偶尔喝醉的时候。是他们说的，微醺状态，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比起混乱的日常意识，醉酒的时刻会引发一种比较赤裸、未经修饰、而更为诚挚的心理状态——至少是在谈到大问题的时候，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我将自己持续存在——或是不存在——的任务，交给一位退休的飞行员，在一架火柴盒飞机里，机舱的窗户有裂缝，各种仪器都像拼装组合而成，因而我突然冷静清明得可以直达性灵层面。唯一的不同点是，我的机能比前述二种更加警醒，因为我既非呈半睡眠状态，我的神经元突触也没有遭到酒精麻醉。

　　好，这是我第一次搭上一架只有一位超级耆老驾驶员的飞机，这个人只能用三个完整的指头握着操纵杆，另两个指头只有一半。至于我，只要是新的一天开始，我都会醒来，不过我也经常会喝个几杯，让自己进入一种更真实高贵，而且其实更清醒的心理状态。因此实在有必要更进一步谈谈我当时的感觉与想法，当我从纳地飞往塔弗尼岛，在那云端的七十五分钟。也正是时候，因为我不久就要开始描述我和安娜与荷西相见的情景，当然还有高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提到他，虽然我和他的谈话让我在岛上的时光生色不少。

　　有些事情，我总担心对你说并不恰当，虽然我觉得自己一定曾经提过几次。我指的是一个早期的童年经验，发生在靠近奥斯陆的老家。当时我一定是在成长中的七八岁时候，不过反正那是在我的八岁生日之前，因为就在那个时期，我们家搬到马德里住了四年。我还记得我在树林里的小路上跑着，口袋里装满了四处找来的榛果，我想立刻拿给我的母亲看。突然间，我看到一只小鹿躺在潮湿的森林地上，满地铺着秋天厚厚的落叶。那些叶子令我永远难忘，因为有一些，我记得，也落在小鹿的身上。我以为小鹿在睡觉，虽然不是很肯定，我还是悄悄爬近小鹿身边，想碰碰它或帮它把身上的黄色红色叶子拨下来。但是小鹿并不是睡着了。它已经死亡。

　　这只小鹿竟然死了，我竟然是那个发现小鹿死去的人，这实在太丢脸，我绝对不敢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祖父母。假如那只小小的鹿可以躺在森林的土地上一无生息，那么要轮到我躺下死掉也是一样容易的事，而这个洞见——虽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大多数儿童却总是受到保护而无从得知——此后便跟随着我，成为一种肉体的知觉。我自作聪明地将它隐瞒下来，却自然将此事件化为伤痛——让我直觉地想去找牧师或去做心理治疗。假如我当时是去找妈妈哭诉，几乎就可以确定我会得到力量，来克服这场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我不能说，对任何人都得保持缄默，因为这实在太可耻，太不名誉。一阵光芒耀眼刺目，让我看到，我也是个血肉之躯，此刻存在于地球上，但是这个人，终有一天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