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吃饭时间，食堂里挤满学生。我拉着朋友快步走到角落没人排队的档口，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想尽量缩短待在外面的时间。
站在窗口前，刚想开口点菜，一阵熟悉的眩晕突然降临。我攥住手拼命安慰自己“不可能，不会在清醒时发作，没事的”，并试图转身离开食堂，可脚已经不听使唤。以奇怪的姿势维持了十几秒后，我终于摔倒在地。
眼前的光亮瞬间消失，耳边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呼救声。在渐渐模糊的意识中，我认命地闭上眼睛，等待救护车的到来，众目睽睽下，我被抬出食堂。
做完一系列神经内科检查，医生走到我床前，用手指着病历上“癫痫”两个字，惋惜地说：“你才19岁，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要孩子啊！”
换成现在，我一定会立刻纠正她：“癫痫不会影响生育，许多患者都能生下健康的宝宝。”然而当时，我绝望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清醒状态下发作，将我关于被治愈的希望全部击碎，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病人了。
噩梦始于2016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寝室中醒来，全身瘫软，头痛欲裂，舌尖还感到一丝血腥味。我强撑着坐起来，紧接着就吐了一床。室友看了我一眼，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不是癫痫啊？”
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回荡了3年。那时我只知道癫痫是人们常说的“羊癫疯”，但从室友的眼神中，我能看出这是一种遭人嫌恶的疾病。但那次发作被我当作休息不好导致的小毛病，并没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的一次外出旅行，我凌晨4点去赶飞机，在飞机上看了几页书便困了，醒来时，人已经躺在救护车上。在医院，我被确诊为癫痫。
癫痫分为多种类型，为了准确诊断，医生提出要家属拍一段我发作时的视频。我不知道父亲是在哪天夜里一边抢救我，一边录下视频交给医生的。当我提出看视频的想法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没什么可看的，你还是别看了。”
我强装镇定地表示：“我已经在网上查过资料了，不就是牙关紧咬、口吐白沫吗？我都能接受。”
可看到视频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还是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屏幕里的女孩倒在地上，五官扭曲，像是被电击般抽搐着。我压抑着哭声等待视频播完，狠狠地将手机屏幕扣在桌面上。
起初的发作都是在睡眠状态下，即使医生说这和清醒状态下的发作没有本质区别，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不在清醒时发作，就意味着自己的病没那么严重。这场噩梦一定会悄无声息地开始，悄无声息地结束，等某天一觉醒来，我又会变回一个正常人。
直到那次在食堂发作，我才意识到，从此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悬在头顶，随时随地可能将我拽入黑暗世界。
癫痫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成人2～5年无发作才可考虑减药或撤药，病情严重者只能终身服药。我对药物耐受力差，吃完药后常常头晕目眩，白天处于昏沉之中，晚上又不能入睡。
可缺乏睡眠又会引起发作。睡不着的夜晚，我只能在楼道或卫生间偷偷地哭一会儿，再假装没事地回到床上，陷入对发作的惶恐，如此恶性循环。
情况最严重时，轻微的眩晕都会让我无比紧张，怀疑马上又要发作。这场病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我一次次从课堂上离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推掉所有社交活动，甚至没事不敢迈出寝室。
到了期末，巨大的学业压力更是让我无法喘息。最后一门考试，我强撑到结束，也只写完三分之一的卷子。老师知道我身体不适，要帮我想想办法，我说：“您不用为难了，就这样吧。”
在这所全国顶尖的高校中，挂科的后果很严重。我甚至想过了结自己，不只因为一场考试，更为未来无止境的折磨。
艰难地度过这段低谷期，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情绪也渐渐稳定，态度却变得极其消极。偶然一次，和闺密聊天，我越说越懊恼，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得了这种病。
闺密试探着问我：“你想过别人的情况吗？”“别人”指的是其他病人，她知道我怕听到“病人”这种字眼。
“别人的情况？”这个想法瞬间击中了我，我突然觉得与其待在原地，不如走出去看一看其他癫痫患者都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将想要采访癫痫患者的想法告诉了我的主治医生陈医生。他从医30多年，长期关注癫痫的慢性病管理。他连连说：“这个想法不错，你可以在诊室观察一下，写一些患者经历的故事，现在人们对癫痫病的偏见太严重了。”
我笑了笑：“我还真没想过那些，主要是自救。”
陈医生安排自己工作室的一个女孩联系我。我提出进一次诊室，她帮我对接：“8点开诊，你7点半之前到。”
医院到处散落着生死轮回的故事，可在癫痫诊室，死亡是个遥远的话题，这里的人，不得不面对生命中细碎的折磨。
在诊室，我遇到的第一位患者是个年轻男人。他晚上在公司宿舍发作，摔倒在地上磕了几个伤口，第二天被同事笑话个不停。老板知道他的病情后，立刻将他开除。医生想听听他发作时的表现，年轻人拨通父亲的电话，那边传来口音浓重的道歉，说自己在工地上摔断了腿，不能陪儿子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