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李曼宜曾听一位老友说：“当年你们俩恋爱谈成了，把是之高兴的，回到宿舍里满地打滚儿，还说‘李曼宜答应我了……’”
不知这是真有其事，还是老友的演绎。不过于是之的欣喜，众人皆知。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快乐的幸福的1950年。”
当他们俩的感情相对稳定后，结婚一事被提上日程。
1950年3月22日，剧院（1950年元旦，华北人民文工团改组扩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莫斯科性格》开庆功宴。大概是为了喜上加喜，領导同时决定，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婚礼也在这一天举行。
李曼宜记得，两个人当年的结婚“礼服”是自制的，“就是把去年发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夹衣，然后洗净熨平，穿起来相当笔挺”。至于结婚证书、婚纱照，一概没有。幸好剧院准备了一块粉色缎子，供大家签名，缎面上方写着：“于是之李曼宜同志结婚志喜。”这块最终被大家密密麻麻签满名字的缎子，成了两个人唯一一件珍贵的结婚纪念物。
他太累了
婚姻不是靠你侬我侬就能走远的，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独立个体，势必相互磨合，才能长久相依。
于是之有时就喜欢“生闷气”，甚至会用拳头捶桌子、捶胸口，夜里跑到院子里用头顶着木柱使劲蹭，愤怒时还摔过茶杯、暖壶。不过李曼宜说，这已是于是之发脾气的极限，他不会和人大吵大闹，“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
另外，于是之也不懂如何讨妻子欢心。去莫斯科访问，路过商店，其他人都进去看，他却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个精致的双层针线盒，让他带回去送给李曼宜。事后，李曼宜感叹：“这样的礼物，要等于是之送给我，大概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针线盒，她一直用到今天。
在某种程度上，于是之是不爱表达的，而他内心的起伏，或许只有李曼宜最懂。
1984年2月，经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李曼宜记得，当年丈夫和自己说：“一想到下一步，只觉得前边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也要跳了。我不想当官的心情，将来恐怕只有你来证明了。”
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8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迭出的时期。而这8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
李曼宜回忆丈夫作为“行政干部”的那8年，他从来没有所谓的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破门而入”。但于是之最爱聊的，其实还是创作。
回望这8年，李曼宜在《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中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在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家剧院真是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也全用上了。”
在李曼宜眼里，丈夫当初明知前面是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仅凭他那很不娴熟的‘仰泳’，总算没有被淹没。但——他，太累了。”不能再叫他受委屈
其实在做“行政干部”时，于是之就有了患病的征兆。比如排练话剧《洋麻将》时，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得严重。
丈夫一边演戏，一边做领导工作，备受煎熬且身心俱疲。李曼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92年，在《茶馆》演出前，于是之的病状出现得更为频繁。那时，他常会忘记别人的名字、忘记地名。
1994年，于是之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那年年底，报上刊登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患此病的消息。于是之看后，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和朋友们自我调侃：“我这辈子说话太多了，老天爷不让我说话了。”
作为妻子，李曼宜也是过了好久，才接受丈夫得这个病的事实。
最初，一辈子好强的她，觉得难堪。
在李曼宜看来，那段时间，自己最大的痛苦，“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她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深夜失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凄凉与郁闷。但宣泄过后，她会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走向远方
于是之患病后，几乎全部的护理工作，都压在李曼宜一个人肩上。
1999年的正月十五，正在厨房的她听到外面“扑通”一声。她连忙跑出来，见于是之坐在了地上。她上前扶，没扶动，自己却重重地磕在水泥墙的棱角上，瞬间动弹不得。
她忍着剧痛，一点点挪动脚步，蹭到电话机前，给儿子打了电话。而于是之有些吃惊地看着她，她捂着腰对他说：“不行了，我摔坏了，动不了了。”
那时的于是之，已经不怎么能讲话了，见妻子这样，忽然急得在地上爬，并大声嚷起来：“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最终，夫妻二人住进了同一间病房。由于要做各种检查，李曼宜常被人抬出病房，每当这时，于是之就特别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跟着抬走李曼宜的人跑出病房，但一下子没跟上。见妻子没了影，他更急了，就跟着查房的主任，主任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想问妻子被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不行了，但他没有能力讲出这些话。没法从主任那里得到答案，他就开始在病房的过道里到处跑、到处找，直到看见李曼宜回来，才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