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塊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四门博士蒋雅哲议：“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阙“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曰：“案祖胄议以功德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衷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衰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龠不入；智悼在殡，杜蒉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钟鼓既设’，‘鼓钟伐鼛’，又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饰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钟磬于疑祔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
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重议：“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但以鼓吹公仪，致有疑论耳。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是以《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年，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娱己。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其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愚谓为允。”诏曰：“可从国子后议。”
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源缘，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藉父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已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籓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祔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礼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时又疑清河国官从服之制，太学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议：“按《礼》文，君为母三年，臣从服期。今司空自为先帝所厌，不得申其罔极。依《礼》大功，据丧服厌降之例，并无从厌之文。今太妃既舍六宫之黎，加太妃之号，为封君之母，尊崇一国。臣下固宜服期，不得以王服厌屈，而更有降。礼有从轻而重，义包于此。”太学博士封伟伯等十人议：“案臣从君服，降君一等。君为母三年，臣则期。今司空以仰厌先帝，俯就大功，臣之从服，不容有过。但礼文残缺，制无正条，窃附情理，谓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颇会礼意。”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