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效立于公，济民为本；政列于朝，润国是先。故大禹疏决，以通四载之宜；有汉穿引，受纳百川之用。厥绩显于当时，嘉声播于图史。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其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御，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执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将所，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其倍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创，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裁量。”尚书崔休以为刳木为舟，用兴上代；凿渠通运，利尽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为伟谈；方舟蜀汉，郦生称为口实。岂直张纯之奏，见美东都；陈勰之功，事高晋世。其为利益，所从来久矣。案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舟车省益，理实相悬；水陆难易，力用不等。昔忝东州，亲迳阙
验，斯损益不可同年而语。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无壅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暂劳，久安永逸。”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庄帝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
孝静天平初，以迁民草创，资产未产，诏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三年夏，又赈迁民禀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饥流散。四年春，诏所在开仓赈恤之，而死者甚众。时诸州调绢不依旧式，齐献武王以其害民，兴和三年冬，请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
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共国用所须，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与细民竞兹赢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者吝守，卑贱远来，超然绝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且十一之税，自古及今，取辄以次，所济为广。自尔沾洽，远近齐平，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词称请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岁求输马千匹、牛五百头。以此而推，非可稍计。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详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防奸息暴，断遣轻重，亦准前旨。所置监司，一同往式。”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
自迁鄴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国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兗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