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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铁二号线的灯光是暖黄色的，咽下最后一口包子跟着人流挤上地铁，抢到靠车门的位置倒头就睡，灯光不刺眼，反而很温柔，我把它当作早起上班时上天给我的一点馈赠，这样想来倒有种灯火可亲的感觉。
年前按点上班，老板裹着寒气脱下厚重的大衣，从兜内掏出酒精边消毒双手边回头冲着办公室内的同事道：“都赶紧撤吧。”我和邻座笑称这是临时发的过年福利，不料声音太大被老板听见，老板把披散着的头发束成一团，模样清爽而又干练：“什么福利，2003年的非典又要来了，你们这群小孩该回家的回家，我来替你们把最后的工作收尾。”说罢，她打开桌上的台灯，我们熄灭大灯，一哄而散。
坐上了回家的地铁，寒气从脚底升起，抬眼看着车厢内的其他人，都戴着口罩，眼神空洞，地铁疾驰经过隧道，玻璃上印出灯光下我的双重倒影，仿佛灵魂出窍。
到家已经是晚上六点，关心国家大事的外公早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新闻，客厅漆黑一片，和外面的冷夜无所区别。电视上的疫情地图正随着时间逐渐扩散，我不忍心看此，掏出遥控器换台，一连按了几个还是新闻播报，干脆也跟着外公坐在沙发上了解情况。
电视里的武汉街头有人咳嗽几近昏厥，远处的居民楼大门紧闭，隐约流出点细碎的音乐。对面就是医院，医护人员扶着点滴瓶疾驰而过，悬挂在吊顶上的电视剧吵闹不停，谁也听不见新年的钟声，戴着口罩的患者露出血红的双眼与电视机外的我对视，我也眼眶温热，想必人类的感同身受大抵如此。
那些支援武汉的医生，犹如在黑暗中毅然决然行走的人，除了有颗刚强的心，还有对未来满满的希冀。
我对2003年的非典并无太多印象，上幼儿园的年纪，除了关心每天吃什么再无其他，家长们也对此绝口不谈。长大后从网上了解到的资料虽多，拼接起来也凑不出当时情况凶险的万分之一。直到现在，直观而又准确地看着不断增长的确诊数量和死亡数字，才明白，大人们在非典时期所经历的手足无措的茫然和力所不能及的痛苦，在事后只能埋藏于啤酒和沉默中。在记忆里辗转反侧地回想，是那么的无奈与心酸。我2003年没有体验到的末日感，在20年的新春，沦为故事中的人后，彻底地领悟到了。
“新的一年会变好吗？”起身吃饭前，我问外公。
“一定会好的，四季平安，福多顺意。”外公答道。
远处的地铁呼啸而过，暖黄色的灯光仿佛照在我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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