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四十九 志第二十五）

　　社稷

　　社稷之祀，自京师以及王国府州县皆有之。其坛在宫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洪武元年，中书省臣定议：“周制，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社稷之祀，坛而不屋。其制在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等。然天子有三社。为群姓立者曰太社。其自为立者曰王社。又胜国之社屋之，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后世天子惟立太社、太稷。汉高祖立官太社、太稷，一岁各再祀。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阳宗庙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腊，一岁三祀。唐因隋制，并建社稷于含光门右，仲春、秋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为大祀，仍令四时致祭。宋制如东汉时。元世祖营社稷于和义门内，以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是年二月，太祖亲祀太社、太稷。社配以后土，西向。稷配以后稷，东向。帝服皮弁服，省牲；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帝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

　　十年，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官议，尚书张筹言：

　　按《通典》，颛顼祀共工氏子句龙为后土。后土，社也。烈山氏子柱为稷。稷，田正也。唐、虞、夏因之。此社稷所由始也。商汤因旱迁社，以后稷代柱。欲迁句龙，无可继者，故止。然王肃谓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祇。而陈氏《礼书》又谓社祭五土之祇，稷祭五谷之神。郑康成亦谓社为五土总神，稷为原隰之神。句龙有平水土功，故配社，后稷有播种功，故配稷。二说不同。汉元始中，以夏禹配官社，后稷配官稷。唐、宋及元又以句龙配社，周弃配稷。此配祀之制，初无定论也。至社稷分合之义，《书召诰》言‘社于新邑”，孔注曰：“社稷共牢。”《周礼》“封人掌设王之社壝”，注云：“不言稷者，举社则稷从之。”陈氏《礼书》曰：“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山堂考索》曰：“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其宜合祭，古有明证。请社稷共为一坛。至句龙，共工氏之子也，祀之无义。商汤欲迁未果。汉尝易以夏禹，而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弃稷亦配先农。请罢句龙、弃配位，谨奉仁祖淳皇帝配享，以成一代盛典。

　　遂改作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

　　初，社稷列中祀，及以仁祖配，乃升为上祀。具冕服以祭，行奉安礼。十一年春，祭社稷行新定仪。迎神、饮福、送神凡十二拜，馀如旧。建文时，更奉太祖配，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制如南京。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旧制，上丁释奠孔子，次日上戊祀社稷。弘治十七年八月，上丁在初十日，上戊在朔日，礼官请以十一日祀社稷。御史金洪劾之，言如此则中戊，非上戊矣。礼部覆奏言：“洪武二十年尝以十一日为上戊，失不始今日。”命遵旧制，仍用上戊。

　　嘉靖九年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坛配位礼，告太庙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寝庙，更定行八拜礼。其坛在西苑豳风亭之西者，曰帝社稷。东帝社，西帝稷，皆北向。始名西苑土谷坛。嘉靖十年，帝谓土谷坛亦社稷耳，何以别于太社稷？张璁等言：“古者天子称王，今若称王社、王稷，与王府社稷名同。前定神牌曰五土谷之神，名义至当。”帝采帝耤之义，改为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后改次戊，次戊在望后，则仍用上巳。春告秋报为定制。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

　　中都亦有太社坛，洪武四年建。取五方土以筑。直隶、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府县千三百余城，各土百斤，取于名山高爽之地。

　　王国社稷，洪武四年定。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壝如初式。十八年，定王国祭社稷山川等仪，行十二拜礼。

　　府州县社稷，洪武元年颁坛制于天下郡邑，俱设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十一年，定同坛合祭如京师。献官以守御武臣为初献，文官为亚献、终献。十三年，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定制，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帝曰：“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是有司故为苟简也。百司所以能理其职而尽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神犹忽之，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乃敕礼部下天下郡邑，凡祭祀必备物，苟非地产、无从市鬻者，听其缺。十四年，令三献皆以文职长官，武官不与。

　　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部言：

　　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翰日于东门之外”，《祭义》曰：“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小宗伯》：“肆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类，四也。《觐礼》：“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五也。“霜雪风雨之不时，则禜日月”，六也。说者谓因郊祀而祀之，非正祀也。类禜而祀之，与觐诸侯而礼之，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东门外，秋分夕之于西门外者，祀之正与常也。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故祭以二分，为得阴阳之义。自秦祭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又有日月庙。汉郊太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质明出行宫，东向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东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日，莱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东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于国城东西。宋人因之，升为大祀。元郊坛以日月从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庆中议建立而未行。今当稽古正祭之礼，各设坛专祀。朝日坛宜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宜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祔祭于月坛。?从之。其祀仪与社稷同。二十一年，帝以大明、夜明已从祀，罢朝日夕月之祭。嘉靖九年，帝谓“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坛当与夜明坛异。且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义所不安”。大学士张璁亦以为缺典。遂定额春秋分之祭如旧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城门外，东向。坛制有隆杀以示别。朝日，护坛地一百亩；夕月，护坛地三十六亩。朝日无从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坛，南向祔焉。春祭，时以寅，迎日出也。秋祭，时以亥，迎月出也。十年，礼部上朝日、夕月仪：朝日迎神四拜，饮福受胙两拜，送神四拜；夕月迎神饮福受胙送神皆再拜。馀并如旧仪。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