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还在睡梦中，我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我那时还处于迷糊状态，感觉就像听到一句没头没脑的电影台词。然而后面的话让我迅速地清醒起来，原来老爸老妈夜住旅馆遭遇小贼，相机、钱、证件都被偷走了。不幸中的万幸，老两口都没事，这让我放下心来。
“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损失的钱，我们总会慢慢赚回来的。”我安慰道。
他们这种开着摩托车逛全国的拉风举动一直让我既钦佩又担心——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在我看来，只要人能平安归来，在这种高风险的活动中损失点财物还是可以接受的。挂了电话，突然发觉父亲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遇到任何事情都处变不惊、泰然处之，父亲真的老了。
记得我一岁不到的时候，他得意地抱着我四处向人展览：“嘿嘿，这小子是我儿子，聪明，将来肯定是个小神童。”
幼儿园时最盼望的就是周末了，因为爸爸会从教书的小镇上回到县城的家里，然后，妈妈会做一周一次的青椒肉片。
小学，开始了我的受虐生涯。挨打，有无数的理由；被表扬，记忆中貌似没有过。
圣斗士热播时他不许我看，那我就躲在别人家门后透过门缝偷偷地看，默默地提升自己的小宇宙；家里的小说也不许我翻，那我就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没有做不到，只要想得到。
8岁，为了躲避他的拳脚，我开始了反对暴力争取民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离家出走。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成果是辉煌的、显著的，回家后非但没再挨揍，还享受了蛋炒饭的优厚待遇。
可惜由于斗争的手段缺乏进步和改良，自此，离家出走的成效就愈来愈小了。虽然老妈每次依旧都会担心得要死，但他已渐渐习惯并处之泰然了。因为他知道，即便不去找我，不用多久我也会安全回家的。这种斗争手段直到高中已完全失效。离家前逃掉的那顿饱揍等到归家后总会被加倍地施诸于我身上，最后被我主动放弃了。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及意志力的增强，肉体的折磨渐渐失效。然而法西斯的统治是多样化的，他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折磨的方法。他凭借自己是数学老师，嗓门大的特点，想出了见血封喉的新招——每次训骂我时先是用略微平缓的语调，让我在他的骂声中逐渐放松警惕，直到我昏昏欲睡之时，他便在一秒之内爆发，以几十年大嗓门上课所累积练成的“狮子吼”冲着我咆哮。在一瞬之间将毫无防备的我吓得灵魂出窍、抖如筛糠。
每值此刻，在卑鄙的偷袭得逞之后，他狰狞的嘴角边都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毒笑，其阴暗的心理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我就是那么容易被你鱼肉的吗？也不想想我是谁的儿子！
随着我对敌经验的逐步丰富，心理抗压能力渐臻于化境，终而达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
渐渐地，他也发现我再也不为他的瞬间暴吼所动了——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而不动——他再怎样增强自己怒吼的爆发力也无济于事了，反而显得自己像小丑一样。
高中，他担任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大嗓门依然如故，由于要求严格、形象威严，班上的同学大多怕他。 这方面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高中班里一个数学不好的女生，大学毕业后回我们学校教语文成了我爸的同事，但某次同学聚会时她竟然告诉我，她最近还在梦中见到了怒吼着的唐老师，以至于她冷汗津津地从梦魇中被吓醒。
每当此时，我心中便会升腾出一股无法遏制的自豪感——嗓门大算什么？再凶残百倍的拷打咱都经受住了，自幼的革命经历早已造就咱的铮铮铁骨！
填报高考志愿时，他根据我的平时成绩最后决定让我填报南京理工。不！我坚决不！斗争要讲究策略，我一开始坚决要报北大，非北大不考！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我做出让步，不给报北大那就报中大，再不行我就不考了！
这一仗赢得凶险啊，若是我一开始就说报中大，多半是不成的，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最后即便同意了，也不忘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今年就由你了，明年就再由不得你了！”
电话查到高考成绩后，他带着疑惧以及对梦幻破灭后的痛苦的警惕，坚决让我再多查一遍——“这是你的成绩吗，怎么可能这么高？一定是搞错了！”
最终知道被中大录取时，我们终于在时隔十多年后再次躺在同一张床上，和衣而卧，聊了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门去学校里到处闲逛，等着别人问他儿子考得怎样。
大一刚入学时，通过长途电话听得最多的嘱咐就是：“老子跟你说，你给老子认真点儿学习，千万别被学校退学了！”——天，我就那么差吗？当退学渐渐看似不可能时他又有了新的担心内容：“你能按时顺利拿到学位证吗？”
临近毕业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告诉他，我要考研，考北大。他反复叮咛一句话——“考不上一定要做好找工作的准备啊。”
考研初试结束后，爸妈春节来广州玩，学医的我趁此机会为他检查牙齿。当他躺在牙椅上我用口镜拉开他嘴角看到他满口烂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很虚幻的感觉——这是那个欺压我多年的男人吗？现在就这样软弱无助地躺在这里任我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