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船··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那一年他13岁，拄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在：“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潮水一样往上涌，刚开始没有一个人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有些没挤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到处都是血。一枚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别离··
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破碎。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20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让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9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到他手里。他忍不住低头吃了一口。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再也看不到他妈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活着··
60多年前，南京的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又不敢回家，就跟着人流走，走了6个省，1000多公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儿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上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军来了”，第一个士兵慌忙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高秉涵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高秉涵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下着小雨，他一个人走，腿已经肿了，还爬满了蛆虫，没有鞋子，拿破布裹在脚上。雨越下越大，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他发现一个土地庙。他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印有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的腿就冲，把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用纱布把我的腿包住。我仔细看他的帽子，上面有颗星星，他是共产党。”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你妈吗？”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望乡··
他跟着200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法安置，没人顾得上他的死活。
他能够生存，是靠着他妈放在包袱里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一个人到山上去了，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的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家书··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却又不敢。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他母亲的名字）。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收到信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
妈妈去世后，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一段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