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己亥，魏主还平城。
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遗诏，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迩，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之。延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而高祖属彭城，延孙属莒县，从来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孙镇京口，仍诏与延孙合族，使诸王皆序长幼。
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逼，更徙之广陵。以延孙腹心之臣，故使镇京口以防之。
魏主将东巡，冬，十月，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
十二月，丁亥，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世祖孝武皇帝上大明二年（戊戌，公元四五八年）
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乙卯，魏如广宁温泉宫，遂巡平州；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畋于广川。
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幕，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少，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彧，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谿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廉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纳，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秋，七月，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民高阇、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阇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条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祚，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时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阇反，上因诬僧达与阇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赐死。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能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板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藉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