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顾艳传(7)

　　黄代表看着杨麦的黑脸在小顾的白脸上猛蹭，很快蹭成两张花脸。黄代表站起身往门外走，杨麦叫住他，说难为你照顾我妻子。黄代表看他一眼，点点头，心里头一次感到委屈，感到被谁玩了。

　　小顾抬起眼睛，见黄代表突然间驼起背来。

　　杨麦是在七四年秋天被释放的。不久省报需要漫画家，杨麦被调了去。他并不精通漫画，但他自己摸索一阵，很快就把报纸的漫画专栏做成了全国名流。漫画并不署他的名，因为他名分上还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他得靠一天画十小时的画来充苦役。监禁初期受的各种伤病这时开始一样样发作，小顾常常用自行车驮着他上下班。

　　小顾在这段时间显得幸福而满足，人也沉静了，见谁都是淡雅一笑，不再蠢话连篇。像所有真正被爱着，被需要着的女人那样，小顾反而朴素而随意，头发和衣服都显得毫无用心。

　　女人们偶然见她提着食品匆匆走过，招呼她：“小顾又给杨麦解馋啊？”

　　小顾就笑笑，并不解释什么。这是个仅次于大饥荒的年代，肉食和蛋类拎在小顾手里，刺目之极，要在从前，她会感到自己光天化日地做贼。她会绕许多舌告诉大家自己找各种路子买食品是因为杨麦的一身病。她会低三下四地对人们说，以后你们有病就来找我，我小顾上三流的朋友不多，卖肉的卖蛋的认得一大把。而现在小顾什么也不说，就笑笑。人们都奇怪，小顾什么时候有了这副派头？难道脑震荡把她原本短路的脑子改装了一回，现在反而对头了？

　　而凹字形楼中，只有那帮女孩（穗子也在其中）仍是把小顾看得很透。她们绝不会忘记小顾站在梯子上，裙子下面赤裸裸的下体。她们觉得小顾的下体就是“破鞋”二字的图解。她们观察到那位军代表偶尔还会来找小顾，只是不进到楼里，而在对面梨花街的茶棚子下坐着。小顾一出去，两人隔着半里路就伴向包河公园走。

　　一天女孩们用公用电话拨通了艺术家协会传达室的电话。传达室往往不管叫人接电话，只管负责转达信息。女孩们中有两个会模仿各种口音，便说自己是省军管会的，受一位姓黄的首长之托邀请小顾去长江饭店吃饭，拜托她买四斤毛线、两斤新茶、五斤大白兔奶糖。又关照说，请小顾一定要烫个头，穿上毛料衣、高跟鞋，因为这是重要宴会。

　　当晚女孩们坐在大门口，看着小顾大包小包地走来，脚已久疏了高跟鞋，走路越发是一步一登楼，屁股、腰肢、胸更是各扭各的。最让她们称心的是，小顾真的剪去了一头好头发，烫出一个大鸡窝来。

　　她们一嘴蜜地说：“小顾阿姨这样臭美要去哪里呀？”

　　“去去去！”她笑着说，很是为她和女孩们突然恢复的亲热暗喜。她一直弄不清女孩们这几年对她的生分是怎么回事。

　　“你拎的是什么呀？”她们围上来，明知故问地指着糖盒，包装纸上印有大白兔图案。全中国孩子们心目中，那是最著名的一只大白兔。

　　“装的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顾左右突围，却很乐意她们和她纠缠。“是老鼠药啊！又香又甜，专门药馋嘴小老鼠啊！”

　　“请我们吃一点老鼠药吧，小顾阿姨！”

　　小顾快乐得和她们一样年轻顽皮，高跟鞋在泥地上留了一圈一圈的小洞眼。她终于摆脱了她们，心里想一定要再买一盒五斤装“大白兔”。专为这些女孩买。

　　两小时后，女孩们仍坐在原地，看着小顾一步一登楼地回来了，手上的大小纸包都被网兜勒出一些破损，毛料衣、高跟鞋也旧了一成。没一个人说话，一律瞪大眼睛从上到下地端详她，端详得小顾也伸手去摸头发，掸衣服。

　　小顾把那盒“大白兔”往她们面前一放，面孔的肌肤出现了下垂线条。她们一下子看见了二十年后的小顾。

　　第二天她们给省军管会打电话。和小顾相处多年，她们学小顾的口音简直可以骗过小顾自己。接通黄代表后，最年长的女孩用小顾那土气十足的京腔说：“我在家歇病假，你有空来一趟吧。”

　　黄代表急着打听她得了什么病。

　　“不舒坦得很。”年长的女孩把“舒坦”两个字咬得好极了；活脱一个无病呻吟的本地酱园店千金。

　　半小时后，黄代表也大包小包地来了。小顾正在给红枣去核，见了黄代表脱口就说：“你作死啊，跑这儿来干什么？”

　　黄代表看着白里透红的小顾，“你没病啊？”

　　小顾向门口使劲摆手：“你先走，你先走！我跟上就来！”

　　两人又是前后隔着半里路来到包河公园。黄代表把小顾一搂，小顾说：“作死了，军衣还穿着。”

　　黄代表没作野外约会的准备，因此军衣里面只穿件衬衫，眼下也顾不得冷了，三把两把脱下来。

　　小顾前两天憋的火这时可以好好地烧了。她又是跺脚又是擂腿，说黄代表不要她和杨麦过了，起坏心要毁她名声。黄代表当了几十年兵，特别欠女色，因此一个漂亮的小顾给他多少苦头吃，他也只有吞咽。他低声下气问小顾，假如他有半点坏心，能把一个现行******的杨麦变成报社的秘密红人吗？

　　小顾一想，对呀，没有他哪有她和杨麦的今天，哪有一个温柔体贴，对小顾感恩戴德的杨麦？她不作声了，任他把手伸上来。小顾心里说：你摸吧，你从杨麦那里偷走一点，我也让你赔回来。

　　小顾把两个孩子从娘家接了回来。这也是她和凹字形楼里的女人学来的习惯，在孩子们可以上街打酱油的年龄把他们领回来，归自己使唤。小顾和杨麦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六岁，正是打酱油，做煤饼，排队买豆腐，退酒瓶卖破烂的好年纪。这个时候他们尚未学油，因此特别认真负责，也不会在账上做手脚。

　　星期天废品收购站的三轮车蹬进天井。所有孩子抱着破烂排成长队。那帮女孩见小顾两个孩子矮一头地挤在队伍里，便相互咬咬耳朵，把他们俩的破烂接过来，塞了几个硬币给他们。小哥儿俩知道他们的破烂不值那么多硬币，飞快回到家里，一面大声嚷着：“妈，妈！我们家还有破鞋吗？”

　　小顾和杨麦正在午睡，听两个孩子喊了一楼梯一走廊的“破鞋”，光脚跳下地，冲到门口，拎住大儿子的耳朵拖进屋，一耳掴子打出去。

　　杨麦对孩子一向无所谓，但见不得他们哭。从床上坐起来就骂：“小顾你不是他们妈，是吧？怎么这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