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年少参军，服役五载有余，学会了辨识多种方言。军营战友聚在一起说事，声若洪钟者有之，音似燕语者有之，方言杂呈，也是一景。隔间屋子，可知其来自湘鄂抑或晋鲁；蒙上眼睛，还能猜出说话者，分别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后来明白，方言里的门道很深，我的听声辨人，就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 一个人来到世间，走路、说话，可无师自通。走路是自然本能，而说话，不仅借助具体的语音表达方式，还体现为“言为心声”，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就有了“社会属性”。方言隐含着不尽相同的地域文化密码，诸如历史、传统、水土、风尚、乡愁、情结、思维方式等等，也表征了各具特色的性格符号，或剽悍，或爽直，或精明。说到南方人，会想到湖南骡子、九头鸟、江西老表的俗称；京津冀一带，民间则熟知“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勾腿子”的顺口溜。 有的人少小离家，事业有成，聪明、才干样样不少，至须发皆白，却仍是一腔乡音。显然，方言已经与其基因和血脉接通。漂泊于异国他乡，梦中的乡音，带着烟火气的方言，承载最多是乡愁，可借用一句成语的说法形容之——方言不存，乡愁焉附。陌生环境，游子相遇，方言让人心头发颤，眼眶湿热。老乡见老乡，之所以泪汪汪，催化剂便是方言。老乡说些私密话，使用方言，无须担心外泄。 衣锦还乡，若口音变调，故乡也就成了他乡。有个湖南文友谈到，他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后入城市，担心说方言被人看低，便努力学会了普通话，回乡探亲，第一次叫“妈”，而不是“娘”时，母亲的反应最初是惊慌失措，然后是憨态的笑容，笑得勉强，笑得陌生——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与母亲的距离，就是从失去方言开始的。 中国地大物博，山川各异，人口众多，决定了方言的无章可循。现代汉语中，方言有大大小小的各路分支，由此延伸出在词汇、语法，特别是语音方面的千差万别。迄今，现代汉语究竟有几种“大方言”板块，尚无定论。复杂的是，即使同一板块的“大方言”，也需分出许多“次方言”。比如江西省内，就并存着赣语、客家语、江淮官话、吴语、徽语等等。“次方言”还可切割出若干形形色色的方言小片，散落在某市、某县，甚至某镇、某村，“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说是乡里乡亲，沟通起来，却如鸡同鸭讲。 小农经济的长期封闭，势力地盘的分裂割据，山川环境的自然阻隔，饥民人口的被迫迁徙，必然造成方言的无序状态。比如吴语，公认为有北、南、西几大片，北部吴语称“太湖片”，划出六小片，为传统江南的代表。南部吴语分歧最大，其中温州土语，可上溯到古百越语和楚语底层，方言自成一路，里面有个金乡镇，人口仅1.6万，为明初金乡卫驻军的后裔，处在蛮话区与闽南话区之间，“活化石”般的方言，令人不知所云。 更有趣的，是所谓的“方言岛”现象。即，一个较大的方言区内部，还有另一种方言独自存在，状如“孤岛”。在广东、福建、海南乃至北方，皆有此例。有人通过推论考证，认为天津方言与周围的冀鲁官话区和北京官话区有明显不同，其由来，与“建卫”有关。明初，以江淮籍，特别是安徽宿州兵为主的朝廷军队大批驻津，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北方方言区内的一个“江淮方言岛”。据说有些老天津人很好奇，曾远赴安徽宿州寻根，还真找到了某种乡音感觉。 特定年代或特殊人物，可将某种方言推为时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有港台腔的影视剧和歌曲风靡天下，使其方言一度走俏，后有赵本山的春晚小品，把东北方言推向大江南北。当然，反例也有。一段时间，影视剧或舞台小品中，操天津方言的，不是地痞、混混儿，就是汉奸、伪警察，让人不敢恭维，加之相声《钓鱼》中的“二他爸”的爱吹牛形象，影响了外地人对天津人的客观认知。郭德纲相声的异军突起，提升了津门曲艺的口碑，人们接受郭氏相声，爱屋及乌，也青睐天津人自带喜感的幽默谈吐。 |
